SMC 資料庫

文／新興科技媒體中心　陳璽尹博士後研究員

英國科學媒體中心（Science Media Centre, 以下簡稱SMC）是如何說服科學家面對媒體？在MMR疫苗是否會導致自閉症的爭議上，又是如何踏浪而行？

MMR是麻疹（Measles）、腮腺炎（Mumps）與德國麻疹（Rubella）的三合一活性減毒疫苗之簡稱，這支疫苗在1971年研發完成，於美國開始施打，並於1989年引入第二劑MMR疫苗以增強人體對於此三種病毒的免疫力。麻疹原來是相當普遍的疾病，美國自1963年開始使用單一麻疹疫苗，而後所使用的MMR疫苗，讓原本每年有數十萬的麻疹病例降到1980年代的數千人，至2013年，美國每年所通報的病例已降至二百名以下；在全球，MMR疫苗接種情況自1980年代起大幅提升，光是疫苗所防治的麻疹傳染狀況，據統計每年就減少了1400萬人的死亡。[1]

台灣在1992年開始，對年滿15個月的嬰兒至國三男女生全面施打MMR疫苗。疫苗施打之後，麻疹、腮腺炎與德國麻疹在台灣的盛行率大大降低，從1994至2008年只有五例德國麻疹症候群確診個案，2009年至2018年，台灣已再無發現新的德國麻疹案例。[2] 台灣的麻疹病例通報這幾年一向是零星個案，二十年來也未有人因麻疹死亡，但在2018年3月底至4月，共通報22起麻疹病例，是近九年來的同期新高。

若要避免流行傳染疾病大規模爆發，注射疫苗是現今所知最有效的方式。但疫苗的施打也各有其限制，就MMR疫苗來說，一歲以下的嬰兒因為免疫力不足，無法承受減毒疫苗的強度，便完全暴露於感染風險，此時，唯有透過社群間高度的疫苗接種率、提升群體免疫力（herd immunity），才得以阻絕傳染途徑。群體免疫力的概念，簡要來說，就是群體中愈多人對某一種病毒有抵抗力，那麼病毒就有愈少的途徑傳染給較不具免疫力的個體。試想，若辦公室裡有一人帶著具傳染力的感冒病毒，若接觸的人抵抗力都很低，病毒就會以較快的速度傳播出去；反之，若這一群體裡的抵抗力高，每一位具抵抗力的個體就是防止病毒傳播的屏障，大規模傳染的機會就低上許多。意即，接種疫苗所保護的不僅是個人健康，也大幅度降低了群體罹病的風險（圖一）。

除了2018年的傳染狀況稍較嚴重，2015年5月的群聚傳染，便是一歲以下還不能接種疫苗的嬰幼兒感染麻疹，而後傳播出去，但因台灣的MMR兩劑接種率高達97%，便能有效控制麻疹傳染。[3] 圖一：衛福部統計2010年1月至2019年1月的病例趨勢圖。

2018年台灣的麻疹案例恐怕不是地區性的個案。它是先以地區性爆發感染，再藉由強傳染力的病毒，將麻疹疫情隨著全球化的人員移動、跨越國界與地理屏障，在全世界似有捲土重來的趨勢。自2017年起，歐洲開始出現群聚性的麻疹案例，據世界衛生組織 （WHO）統計，2018年上半年歐洲感染麻疹的人數是四萬一千人，這個數字比2017年全年統計約兩萬人，要多上一倍。[4]

這次風暴的醞釀實有近二十年之久，讓原本幾近銷聲匿跡的麻疹病毒，乘風而起。而要說起這個故事，那得回到1998年的英國。當年任職於皇家慈善醫院（Royal Free Hospital）醫學與病理組織學系（Medicine and Histopathology）的副教授安德魯．韋克菲爾德（Andrew Wakefield）博士，他於1998年2月發表一篇研究，研究中宣稱其觀察到孩童在接種MMR疫苗之後，行為劇烈改變、出現自閉症（autism）的症狀，且他認為三種疫苗的加成效力太強，可能引發身體的強烈免疫反應，進而造成腸道不適症（bowel disorder）。這篇發表在頂尖醫學期刊《刺胳針》（The Lancet）上的研究，加上他為了這項研究所召開的記者會，在大眾心中種下對疫苗的懷疑。

同（1998）年4月，丹麥一項縱長14年的研究，顯示MMR疫苗與自閉症無關，而後直至今日，在不同地區、不同時間所陸續發現的所有證據，都指向韋克菲爾德的宣稱毫無所本。2001年，他向皇家慈善醫院辭去職務；2010年，他在《刺胳針》上發表的這篇研究因為資料不實而遭撤回；同年，英國醫學總會（the General Medical Council）因韋克菲爾德違反研究道德與財務規範，而革去他在英國執業的資格（圖二）。

韋克菲爾德的研究經英國醫學期刊（th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確證，12位孩童是精心篩選過的案例，且其部分研究費用，是由一群意欲控告疫苗公司的孩童父母之法律訴訟經費來支付。圖二：《刺胳針》於2010年撤回韋克菲爾德在1998年的研究發表。

然而，「接種MMR疫苗會導致自閉症」這在後來已知是偽造證據而得出的說法，在大眾傳播技術日趨發達，訊息傳遞無時差、無邊界的今日，又挾著拒打疫苗是「對抗疫苗公司獲取高利潤」、「抵抗政府控制」的信念，在社群中悄悄蔓延，掀起一波波的「反疫苗運動」。這二十年來，即使所有的證據都指向MMR疫苗與自閉症無關，但是這起事件的漣漪效應逐年反映在疫苗的接種率上。1995年，MMR疫苗在英國的覆蓋率原本高達92%；2004至2005年，接種比例降至81%；隔年4月，英國一名13歲的學童因染麻疹死亡，這是14年來的唯一案例。5 2007年，接種率回升到85％，距離能達到群體免疫力的95%門檻還有一大段進步空間（注：群體免疫力的計算考量到許多變數，包括此一傳染病毒有多容易傳播、感染的週期，以及一個患者在感染週期中可傳染多少人；要防止某一種疾病大規模流行，就必須達到依照這個病毒傳播速度所計算出來的群體免疫力，才能讓這個病毒沒有足夠的宿主傳播出去。）直到2011至2012年，MMR疫苗在英國的覆蓋率才再次回復到91.5%。[6]

圖三：嬰幼兒的免疫力低，只能靠提升群體免疫力來守護孩童身體健康。

拉開英國MMR疫苗與自閉症的科學研究一覽表，發現自1998年韋克菲爾德偽造的那篇論文開始，科學界為了確定大規模注射的疫苗是否真有危害，便啟動了各國的科學家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來找尋MMR疫苗與自閉症的關聯，以期獲得共識。而當第一筆發現兩者毫無關聯的研究在同年發表，又或後來一篇一篇通過同儕審查而發表的論文，為什麼無法力挽狂瀾、扭轉民眾對疫苗的信心？後續那些縱長十多年的研究、涵蓋幾百位孩童、動用國家型資料庫的研究，為何抵不上一篇只有12位個案的偽科學論文？

英國SMC於2002年成立，那時除了1990年代延續的狂牛症疑雲，1998年開始的反疫苗風波在英國SMC草創之初，正如火如荼在媒體上延燒。

長期關注健康風險傳播的研究者塔米．博伊斯（Tammy Boyce）博士為此撰寫專書《健康、風險與新聞：MMR疫苗及媒體》（Health, Risk and News: The MMR Vaccine and the Media ）於2007年出版，來分析這個事件在媒體上的呈現方式及其影響。她主要以2002年4月至10月的電視媒體和報紙為對象，觀察MMR疫苗與自閉症相關新聞的資訊內容與來源。本書中，她認為主要的問題就在於媒體對於「平衡報導」的執著。事實上，由於只有極少數的科學家不同意MMR疫苗的安全性，為了要創造接種MMR疫苗的正反兩面意見，媒體傾向報導反對MMR疫苗的「故事」；而要成全這樣的故事，收納的除了韋克菲爾德的一篇研究，便不可能還有其他科學家的意見，因為那只能不斷肯認MMR疫苗的安全性，於是科學家與醫療專業人員的意見不再能博得版面，取而代之的，是家長的擔憂、政治人物的評論，與反疫苗團體的訴求。7

在博伊斯出版專書之前，她與另一位任教於英國卡地夫大學（Cardiff University）研究新聞、媒體與文化的學者賈斯汀．路易斯（Justin Lewis）博士，2003年率先在《自然免疫學評論》（Nature Reviews Immunology）期刊上發表這項研究結果， 分析了民眾分別在2002年4月和10月，針對MMR疫苗資訊的感知落差。在此調查執行的幾個月前（2001年12月），當時的英國首相東尼．布萊爾（Tony Blair）被媒體問及他的兒子是否有接種MMR疫苗，布萊爾以個人隱私為由拒答，此新聞一出，各方爭相報導。路易斯與博伊斯分析了2002年1月到9月的英國主要電視新聞、廣播與報紙所談論的MMR疫苗，發現只有約一成的內容談及「全世界有90個國家都認為MMR疫苗是安全的」，約三成提到首相布萊爾的兒子，而自閉症與腸道不適症則佔了近七成。

這份國家級的調查發現，相較於4月，民眾同意「MMR疫苗的正反證據相當」這一陳述的比例，在10月時有顯著成長（4月：39%；10月：53％）。意即，即使僅存在一個反對MMR疫苗的科學研究，而大部分的科學研究都證實其安全性，民眾仍舊認為有相當的證據可用以質疑MMR疫苗。不意外地，此研究也發現願意接種MMR疫苗的比例，從4月的53%，短短五個月便降至47%。

面臨MMR疫苗已持續多年的媒體爭戰，2002年4月2日才開張的英國SMC，經過一個月的時間，便召開了第一次跨領域會議，由英國SMC的主任費歐娜．福克斯（Fiona Fox）主持，當日約五十位與會者，包括了科學界、媒體界的頂尖研究者，政治人物與英國各大媒體的記者與編輯。9

在這份由英國SMC所發布的會議紀錄可知，當天的討論主軸有幾點；第一，從2001年開始到2002年2月，科學社群有積極、有效地與媒體在MMR疫苗上對話嗎？有的話，是怎麼做的，沒有的話，又是為什麼？第二，自從1998年韋克菲爾德的研究第一次獲得媒體高度注意，我們做了哪些努力？第三，對於善於將重心放在鮮為人知的事物且反建制（anti-establishment）之媒體，科學家是否覺得無力？第四，如果MMR疫苗事件延燒是基於民眾對科學的誤解，那麼是否反而可藉由這樣的事件、媒體的興趣，來傳遞真正的科學是如何運作？第五，從這次媒體所關注的MMR疫苗事件，我們是否能從中學到什麼，以因應下一次的論戰？

這次紀錄上僅歷時兩個小時的會議，卻提供了英國科學與媒體界許多重要的啟示。要拿回大眾對於科學的信任，首要的，與會者都同意科學家必須盡可能地公開與透明，那是搏回信任最簡單，也是唯一的路徑。但是對於大眾來說，在訊息中揭露過多的資訊，包括相對的風險、理論上的風險，又或用我們「永遠無法真正得知未知之事」（unknown unknowns），如此既學術又複雜的概念，只會讓閱聽人資訊癱瘓。也許，亟需在日常中做各項決定的新聞閱聽人，遇到如此複雜的爭議，科學界或媒體界要攜手的目標，是清楚說明各項決策的「風險」與「效益」，來替代複雜冗長的科學知識陳述。科學家善用媒體，媒體善用科學專業，才是專家與媒體一同贏回大眾信任的共善之道。

註釋：

[1]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2009.) Epidemiology and Prevention of Vaccine-Preventable Diseases. Atkinson W, Wolfe S, Hamborsky J, McIntyre L, eds. 11th ed. Washington DC: Public Health Foundation
[2]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2018）。《傳染病防治工作手冊》。
[3] 吳佳夙、林杜凌、鄭雯月、柯靜芬、林明誠、魏嵩璽（2016）。＜2015年中部麻疹群聚感染事件─尚未接種麻疹疫苗幼兒感染後之傳播調查＞。《疫情報導》32(8)：176-181。
[4]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Regional Office for Europe. (2018). “Measles cases hit record high in the European Region.”
[5] New Zealand. (2010.) “UK experts on Wakefield’s General Medical Council ruling”
[6] NHS Digital. (2012). “NHS Immunisation Statistics – England, 2011-12.”
[7] Boyce, T. (2007). Health, risk and news: The MMR vaccine and the media. Bern: Peter Lang.
[8] Lewis, J., and Speers, T. (2003). “Science and Society: Misleading Media Reporting? The MMR Story.” Nature Reviews Immunology 3(11): 913–918.
[9] Science Media Centre. (2002). “MMR: Learning Lessons: A report on the meeting hosted by the Science Media Cent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