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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背景：

2025年截至9月底，共計有47項藥品退出台灣市場，其中多數有學名藥可供替代，而其他有21項無完全相同的學名藥，得選擇其他銜接藥品 。另外，部分藥品如特定免疫抑制劑仍須以專案進口。對於藥品退出市場的現象，許多醫療專業人員或藥師提出「差額負擔」的概念，衛福部長表示此方式可能不利於學名藥國產化的推動，引起多方辯論。

缺藥現象的成因與效應複雜，也相輔相成，從新藥開發成本、學名藥生產成本、到健保給付制度、藥品法規、醫療院所營運，甚至是目標市場的規模與特色，各種因素相互影響。在健保點數連年折扣下，差額負擔這些年來不斷被提起，被認為可以減緩台灣的缺藥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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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為什麼會缺藥？差額負擔又是什麼？

台灣科技媒體中心邀請專家提供觀點，說明缺藥現象的成因，以及可能的解決方案。

專家怎麼說？

2025年11月6日

臺北醫學大學藥學院院長／台灣藥物基因體學會理事長 張偉嶠

藥價政策的兩難：科學計算與人性考量的藝術

「缺藥」問題是一個全球的問題，並非只發生在台灣，全球其他各國也都面臨缺藥物問題。為什麼發生缺藥?大概有幾個原因：第一，生產成本上升，例如因地緣政治風險提高、區域戰爭及COVID19疫情後所導致的能源價格上升、國際運輸成本變貴；第二，原料藥（Active Pharmaceutical Ingredient, API）供應高度集中於印度與中國，生產來源單一，易造成供應不足與斷鏈風險；第三，藥價過低，市場失衡，廠商無利可圖而退出市場。差額負擔制度近來引發熱烈討論，該制度被認為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缺藥的問題。

新藥與學名藥的藥價是怎麼定出來的？

新藥為什麼昂貴？因為新藥擁有專利保護期內獨家銷售的權力。由於智慧財產權的保護，保證了發明人的回報，這樣才能吸引優秀大腦，吸引敏銳的資金，良性循環下帶動製藥科技的創新與發展。一款新藥從臨床前研究走到上市，平均需十年以上、投入數億美元，藥廠在有限的專利保護期內，必須回收巨額研發成本。雖然新藥都有專利保護期，但專利保護的時間也包含了藥品審查的時間，雖然查驗登記審查所耗用的專利期，廠商可以申請專利延長，但最長僅可延長5年。因此，藥廠必需在有限的專利保護時間內趕緊獲利，當回收成本的時間有限，新藥的藥價自然不會便宜。

台灣的新藥定價主要採行兩種主要定價模式。
一、國際藥價比例法：政府參考美、日、英、瑞士、比利時等十個國家藥價，推算合理價格。此法可避免藥價過高，也可以確保與國際藥價接軌。
二、療程劑量比例法：以新藥與現有藥品的整體療程費用進行比較，當新藥的療效或安全性更佳，則可適度提高價格。

但是，一旦專利期屆滿後，學名藥得以進入市場。第一家學名藥通常可獲原廠藥價的80%至90%，當後續越來越多學名藥進入市場後，則藥價就會開始大幅下降。

為什麼學名藥的藥價較為便宜？因為新藥開發需要投入龐大的研發與臨床試驗費用，並持有專利。而學名藥可免除大部分新藥研發與完整臨床試驗的程序，但仍需通過生體相等性試驗（Bioequivalence, BE）以證明與原廠藥之等效性。因此，其生產成本較低，價格亦通常顯著低於原廠藥。然而，如果學名藥的藥價過低、利潤受到壓縮，不僅可能使原廠藥退出市場，也可能使學名藥廠缺乏持續生產的誘因。當供應鏈集中於少數幾家業者時，只要原料或產線出現問題，缺藥便會立刻出現。

差額負擔是什麼？

所謂差額負擔，指的是當健保為某項藥品設定給付價格後，若病人選擇價格較高的藥品，需自行負擔超出部分的費用。例如，若健保給付價格為10元，而原廠藥售價為15元，則病人需自付5元差額。

這制度的潛在好處為：讓病人擁有選擇權、似乎也可以緩解健保支出，讓藥廠也能維持合理利潤、持續供應市場。風險則在於醫療的不平等，如：富人與窮人使用不同藥物，可能引發社會觀感上的分歧；若政府因此降低對健保藥價調整的積極性，將削弱整體藥價管理的公平性與彈性。此外，醫師可能因推薦較高價藥品而遭質疑，甚至使制度演變為變相的自費醫療。因此，如何建立一套完善的差額負擔制度，並妥善界定其適用範圍，其實相當不容易。

藥物定價是一門科學更是藝術，牽涉成本、研發、風險與社會責任的權衡。政府如何在藥廠合理利潤與患者生命權之間取得平衡？又該如何在維繫社會公平與制度永續之餘，不要傷害病人的期待？藥價不僅是經濟問題，更觸及人性最深層的情感：患者的痛苦、家庭的焦慮、及社會對醫療體系的信任與期待。這是各國面臨的共同難題，仍需努力尋求解方。

2025年11月11日

社區藥學會常務理事／藥師 李懿軒

疫後缺藥：揭開台灣藥品供應鏈的脆弱

疫情結束後，台灣社會陸續回復常態，卻出現一個令人意外的現象—缺藥。從兒童退燒藥到慢性病用藥，藥局與醫療院所都曾傳出供應不足。這不僅是台灣的問題，而是全球藥品供應鏈共同的危機。

全球藥品原料（API）高度集中於少數國家，疫情導致的封城、運輸受阻，加上烏俄戰爭與能源成本上漲，使得許多原料藥生產線停擺。貿易戰與關稅也造成了全球供應鏈的斷鏈及台灣長期仰賴進口原料與外國學名藥供應，自然首當其衝。再加上台灣藥價長年受健保總額與「藥價調整制度」壓力，藥品售價過低導致製藥廠利潤微薄、退出市場，缺藥問題便在疫情後全面浮現。

缺藥的影響：從醫療不均到用藥不平等

當藥品供應吃緊時，廠商往往優先配給大型醫院，基層診所與社區藥局則苦於「拿不到藥」。在偏鄉地區，病人為了一顆降血壓藥得跑好幾家藥局，這種現象正是「用藥不平等」的具體寫照。臨床端也面臨風險：病人被迫換藥，藥師需重新衛教與監測，增加不良反應與用藥錯誤的機會。藥品缺乏不僅是供應問題，更是公共衛生的警訊。

定價制度與結構困境

台灣的新藥定價由健保署相關會議決議，需經臨床經濟評估與價格談判，經常壓低至國際平均以下；專利過期後的學名藥則透過「藥價調整」定期降價。這一連串制度原意在節省支出、增加新藥納入的空間，卻也使價格愈壓愈低，導致廠商缺乏誘因生產或進口。

健保署追求支出穩定，醫療院所追求採購低價，藥廠則希望維持合理利潤。三方之間的拉扯，使得台灣藥價長期偏低、民眾取得藥品的方便性下降。當市場價格低於生產成本時，缺藥成為必然結果。

差額給付制度：緩解缺藥的新方向？

近年再次被討論的「差額給付制度」，或許是台灣走出困境的契機。所謂差額給付，是指健保對同成分藥品設定基本給付額，若病人選擇高於此價的品牌藥，差額由病人自付。歐洲多國早已採行類似制度，例如德國與荷蘭透過「參考價格制」成功提升學名藥使用率並維持供應穩定。

支持者認為，差額給付能讓市場價格更具彈性，品牌藥得以保留合理利潤而不退出；同時也能引導病人與醫師選擇價格合理的學名藥，達成雙贏。反對者則擔心民眾因此多負擔費用、形成階層差距。事實上，只要設計完善的弱勢補助機制與透明資訊揭露，就能兼顧公平與效率。

台灣的下一步：重建藥品韌性

疫情讓我們看到，藥品不是單純的商品，而是國家安全的一環。要防止下一次缺藥危機，台灣應從三方面著手：

第一，建立更透明的供應預警機制，讓停止供應資訊提前揭露。

第二，將部分節省的健保財源轉投入「藥事服務費」與「安全庫存」，強化藥師在供應鏈的角色。

第三，審慎導入差額給付制度，以市場機制回補供應誘因，同時保障弱勢族群用藥權益。

缺藥不是偶發事件，而是長期結構失衡的結果。台灣需要的不只是臨時進口或專案補貨，更是一套能兼顧公平、效率與永續的藥品政策。唯有如此，藥師、醫師與病人才能在下一場全球危機來臨時，不再被「沒藥可用」的恐懼所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