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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俊仁

隨著科學技術的日新月異，有著越來越多的創新與突破，如現今科技產業為了搶得市場先機與技術領先，必須要有新的研發，不可否認地，這些技術的成長與運用，的確替人們帶來許多便利，但在享用這些好處時，其製程所必須使用的化學溶劑、廢水的排放等，卻進一步帶來環境危害與人體健康的影響，往往是我們鮮少顧慮到的。

而本文主要的案例，龍潭渴望園區，於1999年由宏碁集團主導，興建渴望園區一至三期，到第三期時，才開始對外開放買賣，在園區內計畫建設半導體廠、周邊廠與電腦廠，試圖將科技、休憩、自然保育等特色融為一體1，但這樣的規劃建設，也造就了渴望園區空汙事件的開端。

在渴望園區空汙事件中，友達與華映被地方民眾認定為空氣異味的汙染源(社區居民表示這兩間工廠的設立與運轉後，明顯感受到空氣有持續的異味產生)，而企業方面認為排放標準已符合政府規範不需改進，與當地居民沒有任何相同的基礎認知之下，迫使部分居民只能採取激烈的抗爭手段，但企業仍沒有意願進行談判，以及當地環保局無力處理空汙問題。因此社區住戶成立空汙小組，記錄異味的時間點與地點，並持續向公部門和企業反映。由於居民在過程中大都與公部門接觸，和企業方面較無頻繁的互動，主因則是居民對高牆內的工廠文化的不了解，以及面對稍縱即逝的空氣汙染，難以呈現出空氣汙染是一個「事實」。

在事件的過程中， 除了華映與友達之外，園區內還有小型工廠與外圍仍有其他的工業區存在，因此異味來源的確認，對友達與華映而言是有必要的。在此，筆者先將事件的進程分為三個時期，首先為2006年問題發生時期，其次為2008年科學專家介入時期，最後為2010年科學建構與問題改善時期。這三個時期分別代表著空汙事件的緣起與關鍵轉折。針對2006年的問題發生期，此階段由於渴望園區第三期的社區時常飄散著空氣異味，儘管居民成立空汙小組並尋求環保局的協助，卻始終未能獲得實質的問題改善，以及園區內的企業認為運作過程一切都在規範內，加上廠內設備須全天候運轉，無法因應民眾要求而停止運作，以致空汙異味的問題陷入膠著，民眾更對政府部門感到無奈。

接續，承接上述空汙問題發生時期，科學專家介入時期為本事件重要的關鍵轉折處，在環保局無法有效解決空汙問題且民眾對環保局的信任不夠的情況下，環保局希望學術單位介入並給予協助，遂開啟了科學專家涉入渴望園區事件的契機，而在事件的中、後期，環保局並無參與溝通、協調的過程。因此，科學專家在整個過程中扮演著溝通橋梁的角色，促使地方居民與友達、華映展開正式的接觸，期許藉由居民的日常生活經驗與科學知識的輔助，試圖釐清空汙異味的來源到底為何，之後更簽訂三方間的合作備忘錄，進行為期一年的社區監測計畫(經費由廠商支出)。

最後，在2010年科學建構與問題改善時期，透過監測計畫的執行，所獲得的科學監測數據，由地方居民、科學專家、廠商這三方一同討論，讓數據不再只是單獨一方詮釋，工廠更可針對數據進行設備上的改善與提升(華映支出約4到5億的費用，進行設備的更動)，一方面避免了科學暴力，更體現「科學民主化」的精神，進而改善空汙問題。然而，從渴望園區的事件的發展中，如果社會上所有面對到環境問題的公民，都必須自力救濟、自行去尋找資源和發聲管道，想辦法跟學術界合作，試問台灣目前有多少的公民可以這樣做?更凸顯了台灣當前面臨到的環境與風險治理的問題，即政府治理機制的失靈。

在案例中因為民眾參與的置入，居民、廠商、科學專家這三方根據科學數據所做的溝通，促成彼此間信任的建立，使廠商更了解住戶的感受與他們所要追求之事為何，讓廠商願意作出改善與釋出善意，使異味的問題逐漸獲得改善。從事件的演變脈絡中，其呈現的不只是空汙問題的改善，更重要的是在於「互信」的建立。筆者主要的期望在於試圖從群體間的微觀治理，能夠拓展至鉅觀層級的治理，透過渴望園區空汙事件的發展，點出現今政府、企業與民眾之間的風險溝通與環境治理的問題，尤其當民眾的意見可能被忽略成毫無影響力的論述時，不僅對政府或企業的決策產生了正當性的危機，更深怕造成多元層面的衝擊。倘若往後有關環境與風險的治理機制能如本文事件的中、後期所呈現的多方對等協商、合作的模式，便有機會將環境爭議與風險衝突的問題簡化，而非緊張對立。因此，藉由渴望園區的案例所呈現出的運作機制，期許未來台灣在發展高科技或其他經濟產業時，能夠慎思深入不同角度的論述觀點，淬鍊出嶄新的環境風險治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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