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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COVID-19共同生活」英國專家意見
譯者/蔣維倫
議題背景：
英國首相在下議院發表談話時，宣布了「與新冠病毒（COVID-19）共同生活」的計劃。英國專家回應時間：2022年2月21日。
※本文及專家回應翻譯自英國科學媒體中心：Expert reaction to ‘living with COVID’ plan, as announced to MPs by the Prime Minister
專家怎麼說？
華威大學（University of Warwick）行為科學系教授伊沃．維勒夫（Ivo Vlaev）
在新的形勢下，會有各種各樣的反應。有些人可能已經覺得準備好，要放棄那些對個人造成代價高的防疫限制；而另一些人，則擔心事情進展得太快。改變規則將改變行為，而這種行為往往與態度無關。迄今為止，全世界的研究表明，規則是行為的主要驅動力。因此，如果沒有規則，我們通常會看到保護、防疫的行為逐漸減少和消失，而這種變化通常與信仰和態度無關。例如，儘管人們仍然說戴口罩是個好主意，但一旦戴口罩不再是規定，堅持戴口罩的人數就會持續下降。
一旦超過某個臨界點，社會規範就會翻轉，加速行為的整體變化。話雖如此，我們的社會並不是一個同質的群體，因為不同群體面臨的風險和環境不同；例如，部分族群會因為年齡和健康狀況而在臨床醫學上很脆弱，他們可能會選擇避開公共場所。其他族群，例如年輕人，則很容易回到原來的正常生活。
現在，政府需要明確說明哪些行為可以進行，以避免人們對現在可以進行哪些活動感到不確定。在新形勢下，政府不能只要求人民「謹慎」，因為這種說法和要求太含糊了——它們必須盡可能具體，並且也要提供一些人需要遵守的資源。
英國心理學會臨床心理學部 朱莉娅．福康布里奇（Julia Faulconbridge）
關於政府決定在檢測呈陽性後，無須被強制隔離的決策，我們感到擔憂。因為這可能會對臨床上弱勢的人，產生負面的心理健康影響。取消強制隔離的規定，以及全民免費的檢測將於4月1日結束。這些政策，可能會增加臨床弱勢群體的擔憂和焦慮，
對於許多醫學臨床上極度脆弱的人來說， COVID-19仍然構成嚴重的健康風險。因此我們需要政府制定一項計劃，明確規定我們如何保護那些將持續面臨最大COVID-19風險的人。我們必須保護我們社會中最脆弱的人，不可讓他們感到自己別無選擇，只能選擇自我隔離，限制自己的社交接觸和互動，進而過著比醫學臨床上不脆弱的人、更不充實的生活。
我們還擔心，取消所有限制可能會對來自較低社會經濟階層的族群，產生不成比例、過大的影響，以及其他因素，使他們更容易感染COVID-19，例如：種族、年齡、精神疾病和學習障礙。
「與COVID-19共同生活」並不意味著我們得讓社會各個群體孤立、獨自地生活，也不意味著我們必須讓弱勢群體面臨身心健康受損的風險。到目前為止，集體責任和社會團結是我們度過這場COVID-19大流行的原因，我們現在必須關注這些價值觀，並確保在宣布大流行結束時，沒有人被掉隊。
里茲大學（Leeds University）醫學院副教授 斯蒂芬．葛里芬（Stephen Griffin）
我對公告中的大多數內容，感到目瞪口呆。儘管保留了一個被縮減的國家統計局（ONS）疫情調查，給了我一些安慰。但昨天的公告，除了首席醫療官（CMO）的演講裡有明顯的警告訊息外，政府似乎過度依賴目前尚未完成的疫苗接種計畫，且此是唯一保護英國人民的手段。
宣布針對弱勢群體的疫苗追加劑政策是值得歡迎的，但這只是「必要的」措施，因為我們完全沒有控制病毒感染的方法、只能放任它任意地流行。
此外，與過度依賴疫苗接種的態度，呈現鮮明對比的，是現在5-11歲兒童能夠獲得疫苗，以獨立地保護自己的宣傳和教育，如此重要的事情之說明卻顯得乏善可陳。我會盡快地針對此事進行督促。
這次公告顯露出一個簡單的事實：「弱勢群體再次被忽視」，因為政府放棄了那些所謂的「對我們自由的限制」，而事實上，這些放鬆限制的對象仍處在增加的健康風險中。
弱勢群體仍需要其他人進行篩檢、戴口罩和自我隔離，以防止他們受到感染。這些瑣碎的、已經熟悉的練習，其實只付出了很小的代價，就能讓大家一起前進。
昨天的另一個主題是支付檢測費用的時機，以及在出現症狀、但沒有經濟或法律支持的情況下，進行隔離的建議。這加劇了社會中已經存在的不平等現象，我認為絕大多數家庭，負擔不起、無法購買足夠的側流抗原快篩（LFDs）來負責任地活動。
是的，檢測很昂貴，但這是否與確保安全工作帶來的經濟收益相平衡？這是多麼具體、諷刺的一件事，政府抱怨購買個人防護裝備（PPE）、接觸者追踪計劃的合約費用。
與其它需要關注的變異株病毒所造成的過多死亡相比，Omicron變異株確實降低了其嚴重度。是的，與Delta變異株相比，Omicron變異株造成的死亡率有所降低。但根據研究，18歲以下的住院風險仍然存在，且與Delta變異株時期相當。此外，對臨床造成的影響衝擊，與死亡率和感染數量成正比，我們資金不足和人手不足的英國國民健康署（NHS, National Health Service），再次承受了這種壓力。
把2021年的死亡人數納入過去五年的統計基期，低估了Omicron病毒大流行造成的死亡人數看起來少於預期。我不是生物統計學家，但將大流行年作為統計基期，即使是我們當中最不具數學敏感度的人，也必須尖叫。為什麼這是必要的？雖然需要在加護病房接受治療的人數較少，但住院人數和死亡人數仍然很高。更需要考慮的是，我們現在已將疫苗和其他手段一起合理使用，而現在仍出現如此的結果。
而另一方面，這些計劃沒有針對「新冠後遺症」做出任何規定。儘管現在很清楚，疫苗可以提供保護，但即使症狀很輕微，突破性感染和再感染，也會導致長期的健康問題。學校缺乏保護，使自我回報此類健康問題的兒童數量增加，這將是一個悲劇。
作為一名病毒學家，我自然也擔心，在部分接種疫苗的人群中，仍有疾病的高流行率，是病毒加速演化的驅動力。正如首席醫療官（CMO）和首席科學官（CSO）所說，我們無法預測下一個不可避免的、值得關注的變異株病毒的起源或性質。在這種情況下，放棄我們的保護措施，充其量只是一種投機行為，並且可能會破壞對新一波感染採取先發制人、快速反應的希望。
最後，應該認識到，我們似乎正在朝著控制流行病的「重點保護」模式邁進，就像之前大巴靈頓宣言（Great Barrington declaration）所倡導的那樣。現在，疫苗追加劑和抗病毒藥物，已經取代了隔離數百萬人，但這種方法的缺陷仍然存在。實際上，我們確實不可能確定需要保護的族群，或將來可能需要保護的族群。但是，從倫理和道德的角度來看，我建議我們記住甘地的話，不要忽視那些最不能自救的人，無論他們是否因健康或社會經濟原因而脆弱。
這些行動將不可避免地延長，目地不完全是遏止大流行而已。與某事一起生活，並不等於忽略它。
劍橋大學醫學研究委員會流行病學部門（MRC Epidemiology）高級臨床研究助理 拉蓋布・阿里（Raghib Ali）博士
由於感染、住院和死亡人數目前正在下降，並且根據之前解除社交防疫限制的經驗（例如：B 計劃於7月19日結束），從強制要求、轉向指導自我隔離不太可能導致感染、住院和死亡人數增加。
部分原因，是由於我們的人群裡，現在極高比例擁有免疫力。超過98%的成年人有抗體，超過95%的60歲以上的人已接種追加劑疫苗。
但，也因為大多數人選擇繼續自我隔離——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即使沒有法律約束，大多數人仍選擇繼續戴口罩並減少接觸。正如我們在最近的Omicron變異株浪潮中看到的那樣，民眾自願改變行為產生了與預期相同的結果、返回到規劃的路線圖的第二步——因此很明顯，民眾是可以被信任、可為了他們的行為承擔個人責任——基於當下的風險程度——沒有政府約束。
此外，在有任何明文約束、規定的情況下，遵守規定的程度、對規定所發揮的有效性也至關重要。例如，家庭間混居的傳播（一種關鍵的傳播途徑）嚴重度，其程度已被證明下降，這發生在我們遭遇病例增加、選擇封鎖的期間（此階段允許確診者於家庭內居住）。而在第3次封鎖的期間，當時整體病例下降、且弱勢族群開始接種疫苗，即便家庭間混居不被允許，但此途徑引起的新感染數卻上升。因此可以發現，民眾遵守家庭間混居規範的嚴謹程度，受到的關鍵影響，是當時染疫的風險高低，而非政府的規定。
我歡迎首席醫療官（CMO）和國民健康署（NHS）的明確指導，當感染流行率很高的時期，人們在出現症狀、或檢測呈陽性時，應繼續自我隔離。
我也歡迎繼續進行英國國家統計局的感染調查和基因組監測，以確保下一個變種不可避免地到來時，我們做好充分準備。
我認為在感染率仍然很高的情況下，最好繼續維持目前病假給付工資的規定，以阻止那些無法在家工作的人外出工作，造成感染、傳染風險。
我們還需要向那些最容易感染新冠病毒的人保證，這些規定的變化，不太會顯著增加他們的風險。應該向他們提供明確的指導，即佩戴正確、密合的FFP2/3口罩，確實為他們提供良好的保護（就像國民健康署的第一線工作同仁）。
關於免費篩檢，我同意我們應該繼續提供免費、但有限度的免費篩檢，直到4月1日（因為有些人過度使用它們）。如果流行率仍然很高，我認為應該繼續向那些無法負擔使用的人提供免費篩檢。
同樣重要，我們要記住，隨著染病率的下降，大規模篩檢的相對好處會減少——即預防一次感染/住院/死亡所需的篩檢數量增加，因此付出的每人每年生活品質調整的成本（cost per quality adjusted life year/QALY）增加——以及大規模檢測（和其他的非藥物干預）應遵循與任何其他干預相同的標準——換言之，即它們是否具有臨床顯著的益處？這利大於弊嗎？它們是對資源的最佳利用——還是，將錢花在其他東西上，會產生更大的健康益處呢？
因此，我認為應該要啟動大規模檢測（以及其他非藥物干預措施）的隨機對照試驗，以評估它們在已具備高免疫力的人群中，實際減少感染、入院和死亡方面的有效性，此類檢測至關重要。如此，我們才能在下一次變異株浪潮來襲之前，擁有更好的證據。
最後，儘管在疫情裡、相較於過去，我們現在已經處於更好的情況，但COVID-19還沒有結束，我們應該繼續負責任地使用我們的自由、來保護那些風險最高的人。
英國醫學科學院院士⁄教授⁄院長 安妮・約翰遜（Dame Anne Johnson PMedSci）
（譯者註明：「PMedSci」指英國的特殊獎項。獲得此獎的人，可在自己的姓名後，冠上「PMedSci」）
只有時間才能證明，現在取消所有限制的是否正確。我們需要更多細節來充分了解政府的計劃。
國家統計局COVID-19感染調查辦公室，以及由英國衛生安全局協調的監測工作，一直是監控COVID-19傳播和變異株的有力工具，因此這些基本系統被優先考慮保留的政策，是值得歡迎的。但是，我們需要了解上述工具將被縮小的程度，以及確保它們適合用於檢測趨勢和新變異株的科學基礎。
儘管已經選擇做出了改變，但我們所有人、仍有共同責任繼續保護面臨COVID-19最大風險的人。儘管從2月24日（星期四）開始，自我隔離不再是法律要求，但人們應繼續採取預防措施並改變他們的行為，以減少病毒傳播，尤其是向易受感染的人傳播病毒的可能性。這些作法包括：接種COVID-19疫苗和追加劑，以及生病時、盡可能待在家裡。這些是保護社會裡，最脆弱的成員的重要步驟。大流行已經不成比例地、過度地影響了更多弱勢社區，取消對自我隔離的財政支持，意味著許多人將無力承擔自我隔離的費用。
雖然長遠來看，目前的檢測程度、數量、規模，是不可能一直持續的。但我們需要更好地了解，未來如何根據臨床需求、優先考慮針對症狀而篩檢，以便真正需要的人能夠得到診斷、獲得照護並接受適當的治療。
當流行病的感染率很高時，我們仍然必須繼續提供篩檢，以保護那些處於重症高風險的人（和他們周圍的人），以及在醫療機構和療養院等高風險環境中工作的人，並且明確地了解，這些措施該如何繼續。檢測對於可能挽救生命的研究，也至關重要，例如英國的 PANORAMIC試驗研究裡，尋找新的抗病毒藥物。
（譯者註明：PANORAMIC研究，旨在了解抗病毒藥物在更普遍的民眾族群裡的療效，如：Paxlovid在已經接種疫苗的族群中之療效）
與以往一樣，在大流行的任何關鍵階段裡，不可能有完美的解決方案，但清晰的溝通是關鍵，我們期待著計劃中所承諾的進一步說明。
倫敦國王學院獨立藥學醫師⁄藥學客座教授 彭尼・沃德（Penny Ward）
根據一些人的反應，部分民眾可能會認為我們正在從「完全限制」轉到「完全自由」。但實際上，今天的公佈的消息，是各種措施的逐步結束之一，而非突然地完全結束。因為疫情穩步減弱，有望在春天更徹底地達到消失的程度。大家會希望在大流行的這個階段，人民仍有充分意識，若自己感染了新冠病毒（SARS-CoV-2），則需要自我隔離，以防止將感染傳播給他人。當然，放寬B計劃措施後、民眾的行為似乎表明，在未來、他們也很可能會選擇採取負責任的行動。當然，取消自我隔離的法律約束，也取消了獲得自我隔離補貼的機會。無法遠程完成工作的勞工，可能會被強迫使用勞工法定病假工資（SSP），因為它不會在4-7天內被啟動、支付，將使得低收入者的生活變得困難。鑑於目前勞動市場處在需求大於供給、很難找到工人，也許一些雇主會介入並支持他們的員工。如此勞工就可在需要的時候、因疫自我隔離，而不必擔心經濟困難。
免費篩檢的提供目前仍在繼續，但計劃從4月起、逐步取消。加強型的監測，將全年繼續，以持續觀測疫情變化，和發現新變異株病毒的出現。某些職業、和某些個人，將繼續獲得免費篩檢，但細節尚未確定。同樣，部分雇主可能會選擇繼續為其員工提供篩檢的服務，特別是那些鼓勵人們重返辦公環境的雇主。今晚，首席醫學官（CMO）和首席科學官（CSO）煞費苦心地指出，英國國民健康署（NHS）將繼續對那些需要接受篩檢的人進行檢測，以實現適當的管理——可能在計劃的手術，或其他的醫院治療之前、進行病毒篩檢，並在符合條件的人中，快速診斷出新冠病毒、投予抗病毒治療。對於我們這些既不在高風險職場裡工作，同時也不屬於高重症風險族群的人，如果我們願意付費，仍然可以進行篩檢，就像目前旅行所需提供的篩檢證明一樣。也許增加支付篩檢費用的數量，可能會將價格降低到更易於管理、接受的程度——我們生活在希望中！
劍橋大學高級研究員、隱藏流行病和流行病混淆研究網絡的召集人 芙蕾雅・杰夫科特（Freya Jephcott） 博士
免費、且隨時可以進行的篩檢，應該是我們應對COVID-19戰略的核心。此時撤回篩檢的決策，將嚴重損害人們照顧自己和保護周圍人的能力。它還將削弱我們減輕未來新一波感染浪潮衝擊的能力。
牛津大學初級保健衛生服務教授 崔許・格林哈爾（Trish Greenhalgh FMedSci）
今天公佈的資訊，不是「與COVID-19共存」的計劃，而是一項減少篩檢支出，和減少支持感染或可能感染COVID-19的人之計劃。學會「與COVID-19共存」並不意味著假裝它沒有大流行，或假裝病毒不再危險。學習「與COVID-19共存」是指需要制定明確的計劃，來防止其傳播，並保護那些將面臨不良後果（如：重症、死亡）風險的人。疫苗接種很重要，但如果政府將其當作唯一的戰略手段，那麼政府的政策將無法克服病毒。我們需要一個「疫苗＋」的戰略，包括： 1） 明確宣布COVID-19是一種空氣傳播疾病，並相應地制定預防策略；2） 在流行率大幅下降之前，要求在所有室內空間，尤其是公共交通工具上，所有人都必須正確配戴高品質的口罩；3） 改善和監測公共建築裡的空氣品質；4） 隨著病例數量的上升/下降，設定引入/放鬆防疫措施的標準；5） 支持需要自我隔離的人；6） 爭取全球疫苗公平，因為疫苗無法給全球人口接種是不公平的，也會給每個人帶來風險。
倫敦大學學院 運籌學教授 克里斯蒂娜・佩吉爾（Christina Pagel）
對於英國國家統計局的國家感染調查所做的長期未來規劃，此決策是受歡迎的，這對於應對未來新變異株病毒和疫苗保護力的減弱，我們將可以採取的任何反應至關重要。
然而，更普遍地取消免費篩檢，此決策有許多缺點。首先，首相談到了「個人責任」，但獲得篩檢是我們行使個人責任的關鍵方式之一。沒有篩檢，就很難知道自己被感染、並採取相應的行動；很難知道您所在社區的感染率是否很高，這牽涉到人民是否能自在地在公共場所與其他人見面，或者不戴口罩去購物。雖然政府正在向最脆弱的人提供第四劑疫苗，但來自以色列的數據顯示，這對Omicron變異株的影響有限，且我們不知道隨著病毒越來越遠離其原始形式（武漢株，即現在所有疫苗所原始設計的病毒株），它將對未來的變異株病毒是否有效。因此，尤其是醫學臨床上極度脆弱的人，將被迫永遠過著更加冒險、或不那麼充實的生活。
取消自我隔離要求、以及對自我隔離的財政支持，和免費篩檢，將不成比例、嚴重地影響更多貧困社區。這些社區內的人將無法負擔篩檢費用，負擔不起隔離費用，因此更有可能外出、在外工作，就此更可能感染他人（或被感染）。再加上這些貧困社區，現有健康狀況的較高感染率，和較低的疫苗接種率，這可能會導致加重這些社區的新冠病毒負擔，及其後果顯著增加。那麼，解決健康不平等、提高病假工資、改善工作場所和空間，以獲得更清潔/消毒過的空氣之計劃在哪裡？
如果我們選擇要在人群中增加一種比流感更具傳染性、更新、更嚴重的疾病，而且還不讓民眾適應室內環境，或新的生活方式，那麼我們必須預計，每年會出現頻繁的再感染、更多的健康狀況不佳，以及更多的死亡。對於這幾十年來，在大幅減少傳染病影響和改善公共衛生方面，這並不是特別正常的事情。
愛丁堡大學傳染病流行病學教授 馬克・伍爾豪斯（Mark Woolhouse）
我同意英國政府的觀點，即COVID-19數據的趨勢——尤其是住院人數的穩步下降——支持目前進一步取消防疫的限制。但是，有一個合理的擔憂是，採取這一步驟可能會導致確診者數量死灰復燃。
與往常一樣，政府要求、或不要求我們做的事情，遠遠不如我們實際做的事情重要。在整個大流行期間，公眾一直準備好改變他們的行為，不僅是為了遵守規則和法規，也是為了反應他們對自己和他人健康風險的看法。
「當限制放鬆時，人們會立即恢復到疫情大流行前的行為模式」，而這種悲觀想法的主要原因，來自於2021年七月，政府取消了許多防疫限制，然後該年的12月，Omicron變異株掀起的疫情浪潮來襲、導致防疫限制再度拉緊。我認為在實踐中，民眾比許多專家預測的要謹慎，和負責任得多。
如果這種模式一再地重複出現——透過強有力的公共衛生建議宣導、鼓勵，並通過對人員的篩檢和支持而得以實現那些宣導——那麼，我預計最新一輪的防疫限制放鬆，不會對流行病的短期進程產生巨大影響。
從中期來看，最有可能出現的問題是（幾乎不可避免的）另一種新變異株病毒的出現。重要的是，英國各地的公共衛生機構都制定了計劃，以便在這種情況發生時迅速（幾天內）做出反應。如果這些計劃包括「快速推出自我篩檢套件」此類在Omicron變異株浪潮期間，運作得非常好的措施——那麼至關重要的是，基礎設施必須準備地到位，才能真正快速交付必要的工具，到需要的人們手上。
愛丁堡大學獸醫流行病學和數據科學教授 羅蘭德・高（Rowland Kao）／蒂莫西·奥谢爵士（Sir Timothy O’Shea）
這裡的關鍵問題是，目前證據表明，儘管從大多數指標來看，COVID-19疫情在英國大部分地區，都在降低、或至少相對穩定，但這種情況的發生並不均衡。證據表明，「匱乏」仍然是COVID-19疫情給當地社區帶來的相對壓力的一個重要因素。例如，目前加護病房的入院率，和死亡人數，越來越多歸因於人們生活在最貧困的地區。這部分的原因，可能得歸咎於疫苗接種的模式，貧困地區的接種率低於較富裕的地區。較低的接受度可以由許多原因所造成，包括年齡分佈——尤其是年輕男性更不願意接種疫苗。不管是什麼原因，這確實意味著更多的病毒，可能會在這些貧困地區傳播。此外，單就疫苗接種率的一項因素，並不能完全解釋觀察到的模式，因為側向流動檢測（抗原快篩）的分配也不均勻——在貧困地區進行的篩檢更少，結果呈現陽性的比例卻更高。
隨著最新的自我隔離規定的發布（因此對自我隔離的補償將取消），並且預計免費篩檢也將被取消，這可能會對那些在難以保持距離的職場裡工作的族群，產生極大的壓力和影響，因為他們潛在的感染風險很高。他們也是最有可能在經濟壓力下，選擇繼續工作的人。他們也是那群生活在那些貧困地區，因為現有的健康「匱乏」問題，而最有可能產生嚴重染疫後果（重症或死亡）的人。我們當然不知道這些挑戰會有多嚴重——我們只會在前進的過程中知道，在這裡，數據趨勢的變化，也意味著監控變化的影響將越來越困難，直到最嚴重的結果發生變化（住院率、加護病房入院率和死亡率），我們才會發現變化已經是顯而易見的了。然而，儘管人們承認，從長遠看來不可持續像現在這樣繼續限制，但如此迅速放寬所有限制確實是一場賭博，如果失敗，可能會對那些已經處於不利地位的人影響最大。
蘇塞克斯大學社會心理學教授約翰・德魯里（John Drury）
包括取消防疫措施在內的政策變化，具有強烈的信號，這種政策可以傳遞給人民，政府對嚴重性和風險的判斷——正如同在大流行期間裡，包括所謂的「自由日」在內的多個時間點，其所代表的涵義一樣。因此，政府宣布從週四起，取消自我隔離的法律約束，可能的影響是，顯著降低人民對疫情風險的看法，從而減少自我隔離的人數。鑑於經濟支持（或缺乏經濟支持）是堅持自我隔離的主要驅動力，取消向少數人提供的500英鎊的自我隔離補償費用，將降低人民對疫情的風險認知，進而減少或不再自我隔離，並可能導致在弱勢群體中，不成比例地病毒傳播感染。
上述看法，是約翰・德魯里（John Drury） 教授在2022年2月20日至2022年2月 21 日，就即將到來的「與COVID-19共存」計劃發出評論。時間在英國首相鮑里斯・強森（Boris Johnson）向下議院發表聲明之前。
劍橋大學醫學研究委員會生物統計學部門（MRC Biostatistics Unit） 教授、前計畫領導人 希拉伯德（Sheila Bird）
側流抗原快篩（Lateral flow device, LFD）並不是免費的。快篩是從你和我繳納給政府公共的納稅錢中支付的。但是，我們沒有權力選擇發給我們的那7包快篩。
在政府向公民開放快篩市場之前，政府和藥品和保健品監管局（MHRA） 需要將每種快篩廠牌、類型，其雙重驗證的證據，特別是針對無症狀感染的靈敏性效果公之於眾。或是，政府必須解釋為什麼缺乏此類數據——特別是考慮到衛生和社會保健部同時也作為「快篩製造商」的角色。
下面，我總結了（但不是全部）英國國民健康署檢測和追蹤項目（NHS Test and Trace）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時Alpha和Omicron變異株，各在兩年的冬季掀起染疫高峰的期間，報告的一些核酸檢測（PCR）和快篩（LFD）數據。需要注意的是，英國國民健康署檢測和追蹤項目發佈的管理信息中，缺乏核酸檢測的Ct值和快篩的類型。
即使回顧過去，在新冠病毒的冬季染疫浪潮上升期間，表1和表2都顯示，試圖解釋不同檢測途徑、不同篩檢類型的結果，是多麼地棘手。特別是當隨著時間過去，民眾使用、接受這類篩檢出現了顯著的變化。穩定、良好設計、易於分析、被廣泛接受、且具有成本效益的新冠病毒核酸檢測（PCR）、附帶基因組監測的工具，在未來仍然必不可少。
以下說明，請一併參照表內資訊：
1) 大約相同的時期，REACT估計值往往低於英國國家統計局的冠狀病毒感染調查（ONS-CIS）（第 2 列和第 9 列）。
（譯者註：「REACT」為倫敦帝國學院所主導的英國國內新冠肺炎感染狀況研究計畫「REACT-1」（REal-time Assessment of Community Transmission））
2) 與2020/21年（第3欄）相比，2021/22年（第6欄）的每週進行的第一個族群的PCR受測數（Pillar 1，第6欄），是2020/21 年（同為Pillar 1，第3欄）的兩倍多。
在 2021/22 年（第6欄）的第10週，第一個族群的PCR陽性率，仍顯著高於第1週的1.7%，但遠低於第5週的最高峰值 9.2%。與Omicron變異株時代的第3週測得的4.3%結果相似。
3) 但在 2020/21 年（第3欄），第一個族群的PCR陽性率在第4週達到最高峰12.1%；但，到了第 10 週，已回落至接近第1週的水平（4.8%）
（譯者說明：顯示和Alpha相比，Omicron所造成的感染浪潮更加持久、難以消退）
4) 在第1週至第5週期間，2021/22年針對第二個族群所進行的PCR檢測數量，是 2020/21年的三倍多（第4和第7欄）。而在第二個族群PCR陽性率達到最高峰之後，在2021/22年的第6-10週，所進行的第二個族群PCR檢測的數量，大約是 2020/21年同時期的兩倍。
5) 第二個族群PCR檢測的陽性率最高峰值，分別在2020/21年、和2021/22年的時間都相似（第4和第7欄），在第3週和第4週時，陽性率約為17%。
（譯者說明：作者可能為筆誤，最高峰應該在第4和第5週）
6) 然而，雖然2020/21年的第10週、第二個族群PCR檢測的陽性率（3.4%）已降至第1週的一半（6.7%）。但， 反觀2021/22年的第10週，第二個族群PCR檢測的陽性率仍有10.6%，顯著高於第1 週的6.5%，並與Omicron變異株時代的第3週的（11.5%）相似。
（譯者說明：顯示和Alpha相比，Omicron所造成的感染浪潮更加持久、難以消退）
7) 在2020/21年的第1-10週，養老/照護機構工作人員的 PCR 檢測平均每週進行約400,000 次，而隔年的2021/22年檢測量能幾乎相同（352,000 次）。
8) 與第二個族群PCR檢測相比，養老/照護機構工作人員的PCR檢測陽性率，達到最高峰值的時間，會延遲1~2週（請比較2020/21年的第4和5欄以及 2021/22 年的第7和8欄）。
（譯者說明：2020/2021年，第二個族群PCR檢測的最高峰在第4週，養老/照護機構在第6週。2021/2022年，第二個族群PCR檢測的最高峰在第4週，養老/照護機構在第5週）
9) 如同第二個族群PCR檢測在Alpha和Omicron浪潮下、持續的時間不同。養老/照護機構工作人員的PCR陽性率也呈現類似的情況。在2020/21年（Alpha時代）的第10週，養老/照護機構工作人員的PCR陽性率（0.8%）已下降至和第1週相似（0.9%）；但，在2021/22年（Omicron時代），其陽性率的降低幅度不若前一年的快速、相較於第一週（0.3%），第10週的陽性率數值仍偏高（2%）。
此外，表2揭示了以下關於快篩結果的報告（快篩的類型資訊，並未公開）：
1) 英國國民健康署信託（NHS Trust）的工作人員報告稱，在2020/21年的第1至第9週內，每週平均有569,000次快篩，而 2021/22年平均為 349,000 名 LFD，減少了近40%。
2) 同為第4週至第9週期間，國民健康署信託員工的快篩陽性率，從第4週的三倍（2021/2022年：3.2%，在2020/21年：1.0%），到了第8和第9週，更增加到了6倍以上（同為第8週。2021/2022年：4.9%，在2020/21年：0.8%）。
3) 此外，國民健康署信託的工作人員報告的快篩陽性率，在2020/21年的第9週，已下降到0.5%。但反觀2021/22年的第9週，國民健康署信託的工作人員報告的快篩陽性率是5.3%，相較於2020/21年同一週（0.5%）高出了十倍。
4) 而在無症狀檢測中心方面，2020/21年時報告的快篩檢測數，從第1週的 237,000人、增加到第10週的891,000人。但反觀在2021/22年，除了第 5 週（945,000）和第 6 週（574,000），外，從未超過160,000人。
（譯者說明：此點出現的檢測數，都僅是概略數、直接捨去百位數以下。）
5) 在第1週到第10週，自我報告的家庭快篩數從第1週的2,000（譯者註明：作者寫錯了，應該是從第2週。第1週還沒有回報數字）次、穩步上升到第10週的約150萬。而到了2021/22年的中的第1週，自我報告的家庭快篩檢測數，已經超過450萬，在第5週，已經超過720萬。
6) 相較於2020/21年，隔年的2021/22年，其相同的時間裡（第2至10週），自我報告的家庭快篩的陽性率都比較高。
7) 然而，不僅家庭篩檢試劑盒的使用量，在2021/22年已比2020/21 年使用的更多，而且向民眾流通的快篩類型已超出INNOVA試劑盒，後者公佈的無症狀感染者，檢測之敏感性約為 40%（95 % CI：285 至 52%）。
（譯者說明：INNOVA試劑盒是英國在疫情初期，向家庭發送的居家檢測套件。曾被批評準確率過低、不宜使用的的爭議）
8) 值得注意的是，與 2020/21年變化的情況不同。2021/22年自我報告的家庭快篩陽性率，和國民健康署信託的工作人員，分別直到第10週和第9週時，都還沒有恢復到第1週的水平。
即使回顧過去，在新冠病毒的冬季染疫浪潮上升期間，表1和表2都顯示，試圖解釋不同檢測途徑、不同篩檢類型的結果，是多麼地棘手。特別是當隨著時間過去，民眾使用、接受這類篩檢出現了顯著的變化。穩定、良好設計、易於分析、被廣泛接受、且具有成本效益的新冠病毒核酸檢測（PCR）、附帶基因組監測的工具，在未來仍然必不可少。
斯旺西大學心理學講師 西蒙・威廉姆斯（Simon Williams） 博士
作為即將推出的「與COVID-19共存」戰略的一部分，可預計自我隔離的法律約束將被取消。我和公共衛生和醫療保健領域的許多人一樣 [1]，覺得現在取消這種防疫措施、還為時過早。
現在為時尚早的一個原因是，我們不知道在沒有這項法律約束的情況下，人民將如何改變行為——我們不知道有多少人會在自身感到不適、且能自我感覺到可能與感染新冠病毒有關時，自願地自我隔離。我們人類的行為，就像病毒本身一樣，對於科學家來說很難預測。
雖然我們知道總體而言，在整個大流行期間，對COVID-19相關的防疫措施的遵守率都非常高 [2]。但研究已經開始表示[3]，某種形式的「防疫疲勞」最終、且一定會出現，特別是對於「高成本」的限制，如：封城 [4]、限制探訪他人 [5]等行為。自我隔離是一種「高成本」行為；這真的很難。
我們不應該假設，所有事情都會完全恢復到大流行前的「正常」。人們通常不會自我隔離以防止傳播病毒，而是會習慣地「繼續戰鬥」，只有在他們感覺到非常不適，才會考慮選擇不去上班。大流行改變了我們的行為——兩年後，我們中的許多人仍在避免一些日常行為 [6]，例如與家人以外的人擁抱或握手。
此外，根據最近的一項民意調查，近3/4的人支持維持自我隔離的法律約束 [7]，這表明許多人認為自我隔離仍然很重要。
但是，可以合理地預期，取消規則可能會導致行為減少，這其中當然包括自我隔離。可以從「戴口罩」的規定裡看到這一點。數據顯示，在取消了在某些室內環境中佩戴口罩的要求後 [8]，可在去年夏天的英格蘭裡觀察到，戴口罩的情況下降。而在過去的幾週裡，我們再次開始看到在英格蘭和威爾斯（儘管威爾斯規定，在某些情況下仍然需要戴口罩），每個年齡層的人，戴口罩的情況都急劇下降。儘管戴口罩是一種相對「低成本」的習慣行為 [9]，依舊可以看到規定取消後，人民的行為改變。
我們可以確信的一件事是，大多數人不一定缺乏自我隔離的動力；但，有些人肯定缺乏能夠自我隔離的經濟和實際支持。在生病時「留在家中以保護他人」，和「失去收入」之間，被迫做出選擇，是任何人都不應該面臨的選擇。
因此，政府必須確保鼓勵和支持勞工和雇主能夠自我隔離。確保法定病假工資是足夠的，並從隔離第一天就要開始繼續提供，這將是一個良好的開端。我們還需要繼續圍繞在出勤制度裡進行文化改革——雇主和組織需要鼓勵和允許勞工在身體不適時、居家工作或留在家裡（取決於環境和工作類型），因此支持持續的混合工作型態，將有助於許多人，當發現自己身體不適，有能力選擇留在家裡或在家工作。
我們還需要重新考慮保持免費的側流動抗原快篩。通過快篩，減少人們便利接受檢測的機會和能力 [10]將導致（有感染風險的）行為減少。
在大流行的早期，對快篩的遵守性較低 [11] ，但在最近一個冬天中 [12]，這一比例提高了。因為篩檢免費，伴隨著關於其效果的資訊更加明確。我們必須支出必要的費用、以提供免費快篩給收入最低、被疫情不成比例地重創的那群人，因為他們所在社區，其疫苗接種率較低 [13]，並且因為他們的工作通常是和人面對面接觸較多的類型 [14]，因此受新冠病毒影響最大 [15]。
經過漫長的兩年後，我們有很多值得樂觀的地方。一些活動性數據表明 [16]，我們已經回到了大流行前的活動性程度。我們不想把嬰兒和洗澡水一起扔出去，自我隔離仍然是保護自己和他人的重要方式。我們需要拋下過去那兩年，同時謹慎地繼續自己的生活。
1 https://www.nhsconfed.org/publications/cautious-exit-leaders-views-living-COVID19
2 https://www.covidsocialstudy.org/
3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62-021-01181-x
4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98-021-02133-1
5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98-021-02092-7
8 https://cmmid.github.io/topics/covid19/reports/comix/Comix%20Weekly%20Report%2098.pdf
9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62-021-01181-x
11 https://bmjopen.bmj.com/content/12/2/e058060
16 https://covid19.apple.com/mobility
雷丁大學細胞微生物學副教授 西蒙・克拉克（Simon Clarke）
政府放棄強制自我隔離的舉動，在政治上可能是勇敢的，但最終可能會暴露出缺乏防禦措施以應對這波Omicron感染浪潮，更不用說任何新的、更危險的變異株病毒了。正如英國政府新興呼吸道病毒威脅諮詢小組（NERVTAG）最近指出的警告一樣，隨著時間的推移，病毒肯定會變得不那麼致命是一種「普遍的誤解」，沒有人知道COVID-19是否會為了我們而準備好。
儘管部長們毫無疑問地會這麼說，但這並不是由科學數據推動的決策；他們從未概述過國家面對COVID-19的整體策略、規劃會是什麼樣子。相反的，他們會期望人民接受政府一直在等待的保證。首席醫療官或首席科學顧問的評論和見解，反倒因為缺席而更加引人注目。這一切似乎是個政府鬧劇，旨在說服人民一切都結束了。我預計在未來幾天，這會連結「幫助國家健康署」。然而，讓感染者在社區出現並轉移到醫院，最終可能會讓他們再次受到不公平的指責，並給弱勢患者帶來更多問題。
將有症狀或篩檢陽性後的法律義務，轉向個人責任和選擇，會使個人、雇主、醫院和照護機構/療養院等機構，自己負責解釋最新的防疫指南，並實施自己的規則。這會導致防疫指南和法規混雜，以至於許多人難以理解、解釋和說明它們。即使有國家指導方針，和政府支持系統，也很難鼓勵人們生病時呆在家裡。
女王的情況也提醒我們，當下週英國的隔離規則和其他防疫限制措施發生變化後，這將帶來什麼風險。女王陛下感染新冠病毒的消息，無疑地將引起她的家人，和整個國家的極大關注。雖然女王症狀非常輕微的王宮報告令人鼓舞。但我們必須記住，95歲的女王是最容易惡化成重症和住院的年齡組。85歲以上的人，死於新冠病毒感染的可能性，是30歲以下的年輕人的300多倍。但是，我們已經知道，疫苗在所有年齡裡，能夠有效地減輕症狀。假設女王已經感染了目前在英國占主導地位的Omicron變異株，我們應該記住，雖然Omicron變異株惡化成重症的能力，似乎比以前的變異株較少，但它可以而且仍然會殺死病人。我們知道，接種三劑疫苗，可以使任何人在感染新冠病毒時，惡化成重症或死亡的可能性大大降低。決定本週英國在位的君主，仍是女王或是國王之間的區別，可能就是打了三劑COVID-19 疫苗。
華威大學分子腫瘤學教授 勞倫斯・楊（Lawrence Young）
面對感染很高的現況，如果取消自我隔離的法律約束，且取消篩檢制度，這些決定將不可避免地增加病毒的傳播。學會「與COVID-19共存」，並不意味著忽視病毒、並希望它會消失。我們需要學會與新冠病毒一起安全地生活，這意味著保持基本的監視和隔離確診者。在英格蘭，每20人中就有1人感染了這種病毒。並且，大約1/3的人口，沒有接種過追加劑疫苗（俗稱的第3劑），現在不是放棄確保我們所有人安全措施的時候。只要病毒繼續傳播和複製，特別是在疫苗接種不足的人群中，它就會產生新的變異株。如此一來，即使對那些疫苗接種率高的國家來說，也將繼續構成威脅。過於樂觀的假設任何新變異株的傳染性、和危險性都會降低，這是錯誤的。尤其是疫苗引起的免疫會隨著時間減弱，並也可能無法對未來的新變異株提供保護。
我們需要找到一種新的常態，最大限度地提高我們的自由，同時認知到新冠病毒將永遠存在，而不是試圖回到大流行前、那個不存在新冠病毒（SARS-CoV-2）的世界。這需要政府明確地傳達，我們需要保持警惕，並承擔個人責任來保護家人、朋友和同事免受感染。我們需要保持我們的篩檢和追踪量能，並儘一切努力保護那些最脆弱的人。如果我們不知道病毒在哪裡，以及它是如何傳播的，我們就無法控制病毒感染。這意味著，透過確保我們有能力做針對性的篩檢、追踪和隔離，以快速發現疫情，並有能力規劃、應對未來感染可能快速增加的情況。這樣做的關鍵是，確保所有有症狀的人都能免費地獲得側流快篩，並持續進行國家統計局的感染調查，以做為監測社區感染，以及新變異株病毒的出現和傳播的一種方式。大流行還沒有結束，如果說我們在過去2年中學到了什麼，那就是COVID-19的影響和未來發展是不可預測的。現在不是放鬆警惕的時候。
諾丁漢特倫特大學社會學教授 羅伯特・丁沃爾（Robert Dingwall）
很明顯，許多自然科學家，和一些行為科學家，對法律規範的影響，以及為什麼保留它們是不太有價值的看法，非常天真。它們並不像物理定律。
社會法律研究領域，尚未納入疫病大流行管理的設計裡。然而，人們早就認識到法律的運作，不是自我解釋或自我執行的方式。現在有來自社會法律研究的新證據表明「創造性合規（即「變通的作法」）」，人們可以靈活地解釋流行病規則以適應自己的情況，就像大家在幾乎所有其他生活領域所做的那樣。如果他們因此受到制裁，他們和他們身邊的其他人，可能會感到受到不公正的對待。他們也會對法律的公平性，和制定法律的人失去信心。執法機構失去了社區的信任，這在其他方面可能對機構很重要。到目前為止，即使在衛生部門的壓力下，這些機構也基本上放棄了任何讓流行病規則得以實施的嘗試。
從法律上講，COVID-19大流行的管理，從一開始就一團糟，其變化的頻率、和執法的隨機性，都讓人民感到困惑。它從來沒有達到法治的基本要求。我懷疑，在我們這群，大部分職業生涯中都在研究法律與社會的交互作用的人中，很少有人會為立法的通過感到遺憾。它已成為純粹的鬧劇，阻礙了「軟著陸」和逐漸過渡到病毒與社會之間的穩定關係。
這種社會法律的變革，不是類似身在懸崖邊緣那樣，如同在去年夏天的自由日那天、我們所看到的那樣。很多人不會在一夜之間開始改變他們的行為——但行為會逐漸改變，就像去年一樣。隨著人們計算、決定哪些預防措施適合自己的生活、環境和風險承受能力，「創造性合規（變通的作法）」將從陰影中消失、並逐漸出現。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我們應該期待看到人群與新冠病毒之間，出現一種協調，就像我們對待其他所有呼吸道傳染病一樣。只有當特別規避風險的公共機構，試圖通過尋找法律漏洞（例如運輸系統的運輸條件）來阻止疾病傳播的潮流時，這一過程才會被打亂，從而允許他們繼續提高限制。平衡狀態可能不是每個人都喜歡，但這就是民主的運作方式。
下一個挑戰，是從快速、草率的粗略的草案，和考慮不周的制裁裡，導致的法律和規範失敗中吸取教訓。公共衛生和民事緊急立法，顯然需要經過深思熟慮的現代化改造，然後才能再次被援引。這項工作，需要基於對法律法規的實際運作，以及對社會法律的研究，而不是生物醫學或行為科學的假設或推測。
倫敦大學學院行為改變中心主任 蘇珊・米奇（Susan Michie）教授
我們是否從證據中，已經了解到人們對公共責任和遵守法律的重視程度？我們是否從證據中，已經知道民眾是否在大流行期間，僅對法律和規定做出反應？亦或者，他們是否也會因為自己對局勢和疫病大流行狀態的感受，以及或接收到公共衛生建議，而願意改變自己的行為呢？
在整個疫病大流行期間，人們普遍表示支持 COVID-19的公共衛生措施，並且重要的是，人民通常在政府立法之前就採用這些措施。民意調查顯示，普遍支持保留、而不是放棄此類措施的人數，要多得多。
針對COVID-19的公共衛生措施之立法，傳達了兩個資訊：1） 不遵守規則，將導致罰款等經濟的處罰，並且2） 該措施非常重要，重要性到了可以通過立法來支持它。我們從英國的口罩令立法的變化中得知一些事情，觀察是否因為法律和規範的制定，口罩的使用因此依序增加、減少、再增加然後又減少。
COVID-19干預和應對措施之民眾依從性的快速調查（CORSAIR）研究，對2020年2月至2022年1月期間，進行64次橫斷面調查（每波調查人數約2,000）的分析發現，兩年多來，人們繼續採取可防止COVID-19傳播的個人防護行為。然而，調查還發現，行為的最大變化也反應了政府規則、規範的變化，而戶外活動的強度、反應了規則的放鬆和重新收緊。
影響行為的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人們渴望適應社會規範，即按照「被他人視為正常、被外界所接受，以及被人尊重」的方式行事。鑑於大多數人都遵守法律，因此法律的規範、讓多數人採取類似的行為，進而影響那些不想被視為與眾不同的人，也因此會越來越多人採取符合法律規定的行為。取消立法，可能會導致較少人數願意採取能防止疾病傳播的行為，這將產生和前述相反的影響，使少數人感到與眾不同，因此更不太可能戴口罩等。值得注意的是，法律的規範會造成人群之間的緊張、爭吵行為。可預期這種緊張現象，將在「繼續採取這種行為的人」和那些「不採取這種行為的人」之間增加、出現。
在自己可能傳染他人，或外界傳染風險過高的情況下，決定將自己與他人隔離，是一種比戴口罩更複雜的行為，因為它取決於實際現實面和社會因素的結合。例如，若某人能夠選擇居家休息或居家工作，即代表此人有能力待在家裡，並移交外部責任，以及不去工作，還必須得到管理層和同仁的支持。在COVID-19疫情之前，職場中存在一個有據可查的「出勤」問題，人們會在自己出現咳嗽和感冒等傳染病症狀時，仍前去工作。事實上，這通常被視為對工作的承諾和幫助同僚，而不是被視為反社會行為。鑑於COVID-19潛在的嚴重短期影響，以及長期 COVID-19帶來的未知長期損害。政府和雇主有必要結束這種「出勤文化」，並儘一切可能支持那些可能具有傳染性的人不要上班和待在家中。
「緊急情況科學諮詢小組（SAGE）」的行為小組（SPI-B） ，最近的一份聲明稱：「如果取消檢測呈陽性後自我隔離的法律約束，僅使其成為公共衛生的指導項目，這可能會導致人民對嚴格遵守的必要性，感到模棱兩可。這將過重、不成比例地影響人口中的弱勢群體，例如那些因經濟困難、不穩定的就業、或照顧責任，而在生病時面臨更大壓力的人……其他國家已透過提高病假工資，進而降低傳染病發病率的努力，已被證明是有效的。在英國，我們仍有試驗的空間，還有其他方法可以幫助人們在感染時，呆在家裡。」（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spi-b-social-and-behavioural-impacts-for-lifting-remaining-restrictions-10-february-2022）
南安普頓大學全球健康高級研究員 麥可・海德（Michael Head） 博士
總體而言，英國政府應對疫情的反應，都是典型的「太少」、「太晚」，或「太多」、「太早」。例如，採取干預措施為時已晚；又或者，取消這些防疫限制為時過早，應該再過幾週施行會更加明智。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最新、一長串的政府魯莽政策。
正如政府疫情儀表板所報告的那樣，每週仍有數百人死於COVID-19，每天有數萬個新確診病例，每天有超過1,000人因COVID-19而住院。政府似乎幾乎沒有考慮到弱勢群體，他們可能無法接種疫苗，也可能對COVID-19疫苗的免疫反應比一般人更弱。換言之，仍有數百萬人需要追加劑的疫苗。5-11歲的兒童，在整個大流行期間，一直是病毒的出氣筒、攻擊對象。他們也需要接種疫苗，以保護他們個人和周圍的人。
目前看起來，包括社會護理人員在內的醫護人員，仍將獲得免費篩檢。假設這資訊正確，那麼這是正確的決策。目前似乎政府還沒有確定，儘管最近的評論，似乎表明這在某種程度上是當前的想法。在短期內，這將是一個荒謬的決定——如果人民必須付費篩檢，那麼可預期很少有人會接受檢測，因此疫情的監控，必會受到影響。我們必須藉由繼續進行國家統計局的調查來加強監測，因為這將是我們衡量人口患病率的最可靠方法。這將有助於建立我們的早期預警系統，防止免疫力下降和未來可能的新病例激增。如果我們要將COVID-19的染疫人口降至真正的一定低的程度，那麼免費篩檢的可使用性、便利性，仍然對整體的公共衛生有很大的幫助，因此對政府預算來說，這並不昂貴。
保持一些防疫措施到位，例如：要求在室內空間戴口罩，和要求自我隔離幾個星期，將是有幫助的。打破病毒的傳播鏈，將代表著生病和住院的人數將減少，醫療資源將可更自由、有餘地去解決其大量積壓的問題。更多的人將有時間接受疫苗追加劑，從而確保他們得到更好的保護。
支持人們在篩檢呈現陽性後留在家中，是至關重要的。特別是我們已經看到，那些從事低收入工作且負擔不起請假的人，在這場疫情裡，對疾病的負擔比他人更大。
人群裡僅有很低程度的新冠病毒在傳播，對各個層面都有益，包括其他健康領域的患者護理、整體經濟，以及我們的心理健康和福祉。再多一點點謹慎，會讓我們有更長的路可以前進。為什麼政府會對這個國家的健康和福祉如此魯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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