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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國文化大學新聞系副教授 江淑琳

「科學不確定性」（scientific uncertainty）在一般狀況下指的是，某個還處在曖昧不明、複雜、不可預測或是機率性的科學事件，其細節與相關知識尚無法被完全掌握[1] ，因此資訊尚未被釐清、資訊不完整、不清楚、有衝突或還在變化中[2][3] 。公眾替每天的生活下決策時最怕遇到「科學不確定性」，對公眾而言，不會注意到、也不願接受許多科學存在不確定性。就如佩因特（James Painter）於2013年的研究提到，公眾時常將不確定性誤解為科學家對該項議題的無知或忽視。相反的，科學家則對科學不確定性持正面看法，因為不確定性才會帶來更多的研究[4] 。

以與一般人息息相關的氣象預報為例，專家與非專家之間就存在著對科學不確定性的認知差距。筆者2015年[5] 曾經研究過「莫拉克風災」（八八風災）新聞報導中，專家與非專家對氣象預報「準／不準」的爭議。對氣象預報專家而言，氣象科學本身就存在雙重不確定性：「本體上的不確定性」（ontological uncertainty）與「認識上的不確定性」（epistemic uncertainty）[6] 。前者是指氣象本身是一種不確定性很高的科學，時間越接近，預測才會越接近當下的狀況；後者是指氣象專家的經驗與專業背景，會影響對氣象資料的理解與詮釋。除了這兩種不確定性，即使氣象預報結果準確，不同地理環境、不同的防災策略，也可能產生不同的災害，不應歸責於預報不準確。因此，對氣象科學家而言，氣象預報或許不存在「準」或「不準」，而是依據越來越多的可得資料，持續預測。但對於需要運用氣象預報來判斷商業行動或日常生活的公眾而言，關心的不是氣象或氣象預報的不確定性，而是希望氣象預報專家將預報的不確定性，轉為可以運用在日常生活中，明確指引生活行動的確定性資訊。

因為存在上述認知的差距，科學新聞就更顯重要。眾多的科學議題中，與人類健康或與環境相關的科學議題，包含了公眾迫切需要知道的訊息。但不同的科學領域，可能影響公眾是否想知道科學不確定性。例如，氣象預報是一種預測，公眾期待預測的結果與實際相同，可能會認為瞭解科學不確定性無法幫助他們為日常生活下判斷，因此不在乎科學不確定性。食品安全領域則不同，因為牽涉較多個人利益，公眾會比較希望被告知食安的科學不確定性，以據此判斷食用前、食用期間應該注意的事項。媒體因此被賦予了重要的轉譯（translate）角色，是提供公眾科學不確定性相關資訊的管道，被視為專家知識的「近用點」（access points）[7][8] 。不過，媒體通常忽略了科學的不確定性，而傾向以確定的方式報導科學研究的初步結果。傅利曼（Sharon M. Friedman）與艾格沃夫（B. P. Egolf）2011年的研究[9] 發現，英國與美國在2000到2009年這十年間，媒體報導奈米科技這個相對新興且具爭議性的議題時，只有約一半的報紙報導內容提及這項科技的不確定性。海德曼（Ilona Heidmann）與米爾德（Jutta Milde）2013年的研究[10] 也指出，2010到2011年間，德國的報紙、科學期刊與電視科學節目中只有三分之一提及奈米科學的不確定性。

媒體是否報導科學不確定性，存在不同的原因與考量。首先，與新聞產製的特性有關。新聞報導要旨通常是提供具有新聞性、閱聽眾能夠理解的簡化資訊，具有不確定性的訊息一方面缺乏新聞性，難以見報或播出，不確定性的訊息也可能不受公眾青睞，影響接收意願。其次，傳播科學不確定性給公眾，也可能影響到公眾信任科學專家的程度。這些可能的負面結果，導致媒體報導科學議題時，甚少提及不確定性。

然而，媒體並不是不能報導不確定性，尤其當不確定性可能影響公眾接收資訊後的日常行動時。例如，在藥物相關報導或醫療性談話節目提及某項新藥發明時，應該要提供更多有關使用對象與使用情境的脈絡知識，例如在什麼樣的人身上、什麼樣的使用過程，可能會有何種副作用。這樣的不確定性，可以讓公眾便於吸收並接受，也不會影響公眾對科學專家的信任，反而有助於科學家與非科學家的溝通。

媒體傾向報導已知且確定的資訊，但對科學本身而言，不確定性卻是其本質，不容輕忽。記者在科學新聞報導中，會採取一些手段來折衷新聞與科學的特質。如何在報導中使用與風險相關的用語（language of risk）即是一例。媒體越來越商業化、越來越講究即時、記者越來越多工，讓養成科學記者變成奢侈的想望，但並非完全不可能。佩因特2013年[11] 分析氣候變遷報導之後，有三項主要建議：首先可以加強關於「數字」與「機率」的理解及訓練，這將有助於記者報導氣候風險。第二，向公眾預報電視氣象時，使用「機率式預報」（probabilistic forecasting）。第三，可以多使用資訊圖表來解釋氣候變遷的風險與其他層面的概念。

其次，「平衡報導」也是記者報導不確定性的一個方式。「平衡報導」是新聞產業追求客觀公正與周延的一種慣例，透過平衡報導讓不同的聲音可以出現，也是記者保護自己的方式。對於同一項科學發現，記者會採訪不同立場的科學家或學者，以達到形式上的平衡。然而這樣的做法也有爭議，不一定適用於所有科學新聞，尤其如果記者自身無法判斷不同立場的科學專家所使用的證據，就可能為了平衡而失去新聞的準確性及可信度。（延伸閱讀推薦：失衡的平衡報導—以氣候變遷的科學爭議為例）

以爭議性的方式報導科學不確定性，也是形式上的「平衡報導」會出現的問題。有時候，爭議不等於不確定，記者報導時，應該盡量區分造成爭議的部分，包括：不確定性已經獲得高度共識、有部分獲得共識，或者尚無太大共識而被高度存疑 [12] 。不過實際報導時，媒體幾乎都模糊了這些差異，使原本在科學專業判斷中被允許存在的細微不確定性，在媒體報導中卻被誤解為嚴重的爭議了。

此外，媒體在報導科學新聞時，也傾向於以簡化、隱喻或類比的方式來報導。同樣以氣象預報為例，筆者2015年[13] 分析臺灣電視台氣象主播的氣象預報時，發現主播具有專業背景與否會影響科學新聞的轉譯。具有專業大氣科學、氣象預報背景的氣象主播，會以較為口語、譬喻的方式解釋可能的氣象變化。但是非專業背景的氣象主播，在播報時反而會複製較多的專業術語，或直接使用氣象局預報中心所提供的資料，較少解釋與說明。此種方式少了轉譯的過程，民眾更無法理解氣象預報資料中所隱含的科學不確定性。

雷茲巴赫（Andrea Retzbach）與麥爾（Michaela Maier）2014年[14] 整理相關文獻指出，媒體所報導的科學會顯著影響成人對科學的感知，尤其踏入社會之後，學校的科學教育便停止，媒體成為公眾獲取科學新知、科學爭議，或是科學家研究結果的唯一管道。即便網路可以作為資訊來源，但傳統媒體如電視、報紙依舊是一般資訊與科學資訊的重要提供者，媒體的科學報導有助於改變接收者對於科學與科技的認知模式，進一步影響公眾對科學與科學家的看法，同時也會影響到公眾對科學與科學家的信任。

如果再從媒體研究的框架效果或涵化理論[15] 而言，公眾長期接觸媒體的科學報導，其行為會受到影響。雷茲巴赫與麥爾[16] 認為，媒體的報導會進一步影響之後的公共參與行動或消費行為。因此，為了讓公眾能參與討論、引起公眾對科學的興趣、使公眾瞭解到科學可能的影響，以及使公眾在充分知情的狀況下判斷是否採用某項科學或技術，讓公眾認知並理解到科學的不確定性，是促進公眾參與科學與科技的必要條件。

註釋及參考資料：

[1] Brashers, D. E. (2001). Communication and uncertainty management.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1, 477-497.

[2] Frewer, L. J., Miles, S., Brennan, M., Kuznesof, S., Ness, M., & Ritson, C. (2002). Public preferences for informed choice under conditions of risk uncertainty.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11, 363-372.

[3] Weary, G., & Jacobson, J. A. (1997). Causal uncertainty beliefs and diagnostic information seek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3, 839-848.

[4] Painter, J. (2013). Climate Change in the Media: Reporting Risk and Uncertainty. I. B. Tauris.

[5] 江淑琳（2015）。〈探索氣象預報「失準」之爭議報導：非專家與專家對氣象科學與科學家角色的認知差距 〉，《新聞學研究》，第123期，頁145-192。

[6] Daipha, P. (2012). Weathering risk: Uncertainty, weather forecasting, and expertise. Sociology Compass, 6(1), 15-25.

[7] Giddens, A. (2007).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1990: 90-91.

[8] 李明穎、陳春富、吳宜蓁（2020）。〈食品安全的風險溝通策略：初探專家與常民之對話與共識〉，《傳播研究與實踐》，第10卷第1期，頁19-50。

[9] Friedman, S. M., & Egolf, B. P. (2011).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newspaper and wire service coverage of nanotechnology risk. Risk Analysis, 31: 1701-1717.

[10] Heidmann, I., & Milde, J. (2013). Communication about scientific uncertainty: How scientists and science journalists deal with uncertainties in nanoparticle research. Environmental Sciences Europe, 25, Article 25.

[11] 同前註4

[12] Hassol, S. J., & Katzenberger, J. (eds.) (1996). Characterizing and Communicating Scientific Uncertainty. A Report on the Aspen Global Change Workshop. Aspen, Colorado, USA.

[13] Chiang, S. (2015). From science to journalism: How meteorological information is translated into TV weather forecasting? Montreal, Canada: 2015 IAMCR conference.

[14] Retzbach, A., & Maier, M. (2014). Communicating scientific uncertainty: Media effects on public engagement with scienc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42(3): 429-456.

[15] 涵化理論（Cultivation Theory）由George Gerbner和同事在1967年提出，是指媒體內容會影響觀眾對事件的認知與態度。

[16] 同前註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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