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C 資料庫

英國社會學者Anthony Giddens與德國風險社會學家Ulrich Beck曾指出，充滿高度專業性與複雜性的現代科技社會，雖然使每個人的物質生活更加便利與舒適，但也帶來了各種新興風險。小自工廠汙染排放、食安問題、網路詐騙，大至海洋垃圾、全球暖化，現代人無時無刻不面臨著大大小小的與科技相關的風險與決策。

因此，如何讓民眾在錯綜複雜的各種資訊與報導來源之下，得到可信賴的科技／科學相關資訊，已經成為當今風險治理的重要課題。由臺灣近年來的各式食安、環境、能源爭議事件即可知，若官僚體制面對科技風險的治理與溝通時，以欠缺模式（deficit model）的邏輯由上對下單方面傳播訊息，卻又無法提供足夠充分且正確的資訊以供檢視，常引起民眾不安甚而抗爭，而損害民眾對政府的信任感及公信力。對此，臺灣新興科技媒體中心於今年（2018年3月）進行「臺灣民眾科技風險之感知與態度調查」結果也呈現，臺灣民眾在科技風險治理與溝通部分對誰都不信任的情況，是為未來科技風險治理必須面對的挑戰。

另一方面，媒體作為主要的資訊傳播者，面對高度專業性及複雜性，且具有不確定性的科學與科技議題，如何更完整有效的轉譯，將會是涉及公共政策討論時，民眾接收資訊的關鍵。以此，如何提升媒體與專家之間的溝通品質以促進科學報導品質便成為現代風險治理當中重要的一環。

為改善科學與科技問題的傳播及溝通，2002年英國成立科學媒體中心 （Science Media Centre，以下簡稱SMC），致力於傳播主流科學，並透過培力科學家，協助科學專家與媒體之間的溝通，成功豎立了科學／科技報導典範。英國SMC更明確提出SMC憲章（SMC Charter）指出無論經費的來源，SMC應該擁有獨立性，並以提倡具科學實證基礎的媒體報導作為核心的精神與概念，而面對重要的議題提供相關的科學實證基礎，來促進公眾對當前重大議題的討論，則是SMC的主要任務。目前澳洲、紐西蘭、加拿大與德國都已簽署此憲章，成為接受此溝通模式的網絡成員。 [1]

現代人無時無刻不面臨著大大小小的與科技相關的風險與決策。圖／pixabay

英國SMC作為世界上第一個成立的科學與媒體的之中介平台，其起源是為回應2000年英國國會科學與科技委員會（House of Lord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lect Committee）於第三次科學與社會（Science and Society）的報告中，提出需要增強公眾對科學的信任度之要求。在英國皇家科學院（Royal Institution of Great Britain）的協助下於2002年正式成立，並於2011年4月成為獨立運作的非營利組織。英國SMC以「當科學家具有更良好的媒體溝通能力，媒體便也能更完整地報導科學」（The media will DO science better when scientists DO the media better）作為核心的理念，推動雙方合作的主要方向，其運作模式可歸納如下：

1.創建期：英國皇家科學院的支持
英國皇家科學院於創建期的協助是英國SMC能夠快速成長的重要原因。由於SMC最根本的挑戰即為，如何網絡各領域科學專家願意針對不同的科學新聞議題發表意見，英國皇家科學院身為英國歷史上推廣科學教育最古老之機構，使英國SMC易於取得專家信任與合作關係。英國SMC創立初期，皇家科學院主任不僅表示對其理念的支持，協助提供辦公室位置，英國SMC之首任執行長亦經由皇家科學院主任與Nature主編面試而獲任命 （Pearson, 2001; Callaway, 2013）。

2.資金模式：多元性資金來源確保獨立性
在資金部分，英國SMC透過公布捐款單位，並規範單一組織捐款上限不得超過上一年總捐款5%，來維持資金運作的獨立性。營運模式上，英國SMC以董事會做為決策單位，下設顧問委員會提供意見。董事會與顧問委員會的組成以媒體界及學術界的專業人士與教授為主。

3.溝通模式建立的主要策略
英國SMC的資訊提供目標以記者為主，並透過下列四種主要的策略，促進記者願意撰寫更具科學實證基礎的報導。

3-1即時回應（rapid reactions）：
即時回應可視為英國SMC最核心的工作，針對重要焦點新聞迅速取得相關專家的意見，提供給媒體記者，並協助擔任溝通橋樑安排雙方進一步訪談或意見諮詢。在英國SMC曾進行的即時回應中，影響範圍大且重要的如2004年南亞大海嘯、2009年H1N1的全球疫情、2010年冰島火山噴發的火山灰影響、2011年的福島核災、2014年西非伊波拉病毒大流行、2016年的茲卡病毒疫情……等。

3-2資訊綜整 （round-ups）：
資訊綜整部分以國際期刊之發表作為議題來源，針對新研究發表的相關議題，提供記者需要的資訊、引言與科學家的回應。

3-3 媒體簡報（media briefings）：
針對簡報進行的類型，有兩種發布方式，一是以新發表的科學研究及新聞為題，進行成果的發布；二是針對熱門新聞議題中的證據進行討論。在簡報的過程中科學家可以提出他們的論述與科學證據，而記者可以直接進行提問。

3-4 記者諮詢（Journalist Enquiries）：
針對任何議題，提供記者關於議題諮詢專家的名單、事件的相關科學背景、觀點等，以協助記者進行更好的科學報導。

4.專家與媒體溝通障礙的緩解
過往媒體報導科技相關新聞的重大瓶頸之一，即為難以即時採訪到適合該議題的專家，以及專家對於接觸媒體的意願低落。在龐大專家群的支援下，英國SMC得以快速提供科學專業意見，以達成媒體的即時需求。面對重大新聞事件也能迅速邀請專家參與記者會，使記者獲取第一手專業科學意見。另一方面，對專家而言，雖然其有意願發表自己的專業意見，但囿於不清楚媒體的運作方式，而有所保留。SMC的平台有效的媒合雙方，緩解原有的溝通障礙。

5.相關爭議
即便英國SMC的模式成功建立了專家與媒體的溝通平台，但仍受到部分質疑。在資金的部分，即便有捐款上限規範，但仍曾在部分案例當中，如基因改造事件，被質疑偏袒業界 （Callaway, 2013）。
英國SMC強調主流科學之傳播，因此在部分爭議事件，曾遭質疑立場偏向企業與政府，忽略其他觀點及倫理議題之討論（Malkan, 2017; Tatalović，2014）。再者，由於英國SMC長期以來提供即時的專業意見供記者使用，造成記者過於依賴英國SMC之疑慮，甚至被質疑由於英國SMC引導媒體進行議題設定，使媒體喪失獨立挖掘新聞與調查的功能角色（Brumfiel, 2009）。

圖／英國科技媒體中心提供科學家與記者彼此對話的場域。圖／Science media centre

德國、紐西蘭、澳洲與加拿大之SMC透過簽署SMC憲章與英國SMC分享共同的核心精神，聚焦於促進媒體與專家之間的溝通，並透過即時回應與轉譯科學新知，協助媒體快速取得專家意見，能更完整報導相關科學事件。但在實際運作方式與核心，仍因各國著重與強調的方向有所差異。其中德國以記者為主要培力對象，透過課程、活動、營隊讓記者了解科學報導寫作，以及安排學習與科學家訪談的方式，透過更深入的記者與科學家合作，促進報導中科學的正確性。

紐西蘭與澳洲則不若英國SMC有明確的溝通模式分類，而是提供大量共享的科學資源如科學新聞電子報、科學新聞網站、專家指引網站（意即指引專家如何面對媒體）…….等。不同於英國SMC扮演專家與媒體聯繫的中介角色，紐澳SMC完整公開揭露願意加入專家資料庫的專家資訊。在議題選擇的部分，紐澳的SMC將英國SMC的專家回應也視為一種科學資訊來源。

加拿大SMC的網站呈現上，則以科學新知的摘要簡介為主，在即時回應的部分僅提供給有註冊的記者，不另行於網站上公開。整體而言，英國SMC的發布量及活動相較於其他國家仍是最為活躍與積極的溝通者。

紐西蘭SMC提供提供大量的科學資源。 圖／Science media centre

臺灣參考各國成功經驗，經籌備近一年後，於2018年4月正式成立新興科技媒體中心網站（Science Media Center, Taiwan）著手進行專家與媒體的橋接。 期待透過跨領域的平台建置與討論，提供更多元的觀點，作為科學討論的基礎，並於未來將更具公信力與信任度的溝通模式擴展至公眾溝通。

現階段新興科技媒體中心，參考英國SMC將溝通模式設定為四大部分，分別是「即時回應」邀請不同面向與領域的專家針對議題進行回應；「記者會」延續對即時回應議題的關注，進行記者會的舉辦與新聞稿發布；「科學資訊」針對議題提供科學背景的相關說明；「專題報導」則以文章或新聞報導之形式呈現議題與相關研究。

在議題的部分，不同於其他國家SMC關心廣泛的科學議題，新興科技媒體中心目前著重科技爭議事件的釐清與溝通，並以綠色能源、循環經濟、食品安全、智慧機械與生技生醫五個領域之相關議題為目前關注核心。期待未來在面對科技爭議事件時，促進更好的資訊傳播與溝通對話。

對於專家與記者之間橋接，新興科技媒體中心期待同時培力專家與媒體，來促進科學溝通。針對過往雙方所面對的溝通瓶頸，除了提供對話的場域，以釐清過去採訪報導時雙方所遭遇的挑戰外。更將提供科學專業課程，協助記者更快速完整了解新興科技的趨勢，以減少訪談與報導過程的落差。

面對公眾溝通的部份，除了提供科學知識，也採取更有吸引力的方式帶領民眾進一步認識不同的科學觀點。透過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技術將觀眾帶入科技新聞事件本身，強化臨場感與互動操作，使觀眾親身感受科技新聞爭議中的不同立場與角度，有助於降低理解科學議題的門檻。

新興科技媒體中心正式於臺灣成立，是目前亞洲唯一運作之科技媒體中心。圖／新興科技媒體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