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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新興科技媒體中心助理研究員 高佩懃

在上一期電子報中，我們談到英國廣播公司（BBC）在2017年因為廣播節目主持人訪談氣候變遷懷疑論者，且在訪談過程中，並未基於已知的科學知識「人類行為是造成現今全球暖化的重要因素」，來挑戰受訪者認為全球暖化不存在的論點。在英國引起一連串的討論，包含節目播出後不到半天的時間，許多致力於氣候變遷議題的調查性媒體，例如碳報導（Carbon Brief）、英國除霧（DeSmog UK）等紛紛完成事實查核（factcheck）文章；主流媒體衛報（The Guardian）、電訊報（The Telegraph）亦花費篇幅報導此次事件；聽眾為此向BBC的投訴部門與英國媒體監管機構通訊管理局（Ofcom）投訴。

即便事後投訴部門與監管機構，都認為此次的訪談確實違反了準確性與公正性兩項原則，BBC後續也以電子郵件方式，向所有記者發出「報導指南」，期待協助記者了解氣候變遷的科學資訊，並提醒記者未來報導時應注意之處。但回到事件的發生的當下，BBC發布聲明稿時仍提到，「BBC有責任向聽眾介紹一個爭議議題不同面向的論述，並確保這些論述得到適當且公平的對待。」這般立基於「平衡報導」的觀點，容易將科學家形塑成兩個對等的陣營，雙方相互質疑人為氣候變遷的證據，彼此缺乏共識，無法呈現科學家對氣候變遷其實存在高度共識的事實，被稱為「虛假的平衡」（false balance），也是氣候變遷議題在媒體上難以被確實了解的重要因素之一。

新聞中的「逆勢者」

協助記者更了解氣候變遷的科學證據，當然是促進正確報導的方式之一，但並未突破「平衡報導」的框架。麥克・布呂格曼（Michael Brüggemann）與史文・恩格瑟（Sven Engesser）在2017年發表了一份跨國研究，^[1] 試圖找出媒體報導氣候變遷的框架是否改變。該篇研究以英、美、德、印度與瑞士五個國家為調查對象，每個國家都從主流媒體中選出五個媒體，分別是：左傾與右傾的質報（upmarket newspaper）各一份、一份以全受眾為主的報紙、一份地區性報紙，與一個主要的網路新聞媒體作為分析對象，搜尋2011年01月01日到2012年12月31日間符合「氣候變遷、全球暖化、溫室效應」等關鍵字的新聞／專欄文章，並找出撰寫這些新聞的記者，或是專欄作者（包含投書）。

布呂格曼與恩格瑟在排除了少於兩篇文章，以及順帶提到氣候變遷的記者後，共找到170位記者，並有62位同意接受訪談。再以這62位受訪者與其所撰寫的文章配對，維持每個分析至少包含30篇文章，以反映多樣性；據此共挑選出936篇文章，作為分析對象。

在這份研究中，兩位作者整理出下述四個主要論述，代表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IPCC）的氣候變遷框架（以下簡稱為IPCC框架），並將挑戰這個框架的觀點稱為逆勢者（contrarian）。這四個包含氣候變遷趨勢、原因、影響與實行措施的論述是：

1. 全球暖化代表自工業革命以來，全球平均溫度異常升高的趨勢。
2. 全球暖化主要是因人類排放二氧化碳和其他溫室氣體所致。
3. 氣候變遷造成人類與生態系的挑戰。
4. 人類因此需要減少排放溫室氣體，以避免未來的損害。

並依此框架，分析上述篩選出來的936篇文章與記者訪談，並將文章與記者的觀點進行統計編碼（coding）。從這個研究中，可以看到幾個有趣的發現。首先，整體而言IPCC框架鮮少被挑戰，每個論述被挑戰的比率不超過5%。且若是報導聯合國的會議和報告，逆勢者幾無發揮空間，而有逆勢聲音下降的趨勢；但逆勢者仍會在特定的事件下出現，例如2009年的氣候門（climategate）事件。即便逆勢者的觀點已逐漸淡出主流媒體，在不考量文意的情況下，仍有近20%的文章提及或引用逆勢觀點，比率高於引用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的觀點。但若考量文章語境，發現提及逆勢觀點的文章近七成是以批判逆勢觀點的方式呈現。

跨國的比較中，發現英國與美國媒體引用逆勢觀點，或挑戰IPCC框架的比率分別為25%與17%，遠高於瑞士（5%）、德國（4%）與印度（2%）。甚至英國媒體在提到與暖化相關的報導時，有16%對基本的說法「全球暖化是否存在」提出質疑。作者提到，這是因為英國不同媒體間的報導呈現兩極化的緣故；美國的逆勢觀點比率在這份研究中低於英國，這與過去的觀察（每三篇就有一篇）有所差距，作者認為，這是因為此研究未納入脫口秀與電視節目的差異。另一個有趣的國家是印度，作為新興發展的排放大國之一，印度媒體對IPCC框架沒有任何質疑，但也無明顯支持相關論點的趨勢。

另外，該媒體所設定的受眾，例如以全受眾為主的報紙、地區性報紙很少有氣候變遷報導；編輯室的偏好，例如左傾立場的報紙較常批判逆勢者的觀點，右傾立場的報紙更常挑戰氣候變遷。這些對於議題關注度與立場的選擇，亦會影響氣候變遷新聞的呈現。這也是氣候變遷議題發展至今，無論是支持氣候變遷或是否認氣候變遷，在建立背後的論述時，已經從過往的「科學大戰」轉向政治化的討論。^[2]

可能超越平衡報導嗎？

前述提到，整體而言逆勢者的聲音正在縮小，但被引用的機率（無論是正面或負面評價）在逆勢主義蓬勃的英國與美國仍然相當高。那如果不是以「平衡報導」的方式，該如何呈現氣候變遷議題的不同意見？目前以呈現證據權重（weight-of-evidence）為主的解釋性報導（interpretive）是一個呈現氣候變遷科學現況的方向。意即在報導中更深入的解釋科學研究，然而這種由記者近一步詮釋議題的方式，挑戰了過往新聞領域強調的「新聞客觀性」定義。^[3]

一如2019年5月，衛報首先在說明他們使用主要詞彙的〈衛報與觀察者風格指南〉（Guardian and Observer style guide）中，發布調整報導氣候變遷用語的消息，並建議以更強烈的用詞來呈現氣候變遷的現況，例如以氣候危機／緊急狀態／崩潰（climate crisis/ emergency/ breakdown）來取代氣候變遷（climate change）；以全球加熱（global heating）來取代全球暖化（global warming）；並在某些情況下強調野生動物（wildlife）而非生物多樣性（biodiversity）。衛報的編輯室認為這些「新的用語」可以更恰當地說明地球氣候，以及整個社會與自然崩壞的過程。^[4]

衛報主編凱薩琳・維納（Katharine Viner）在接受訪問時提到，衛報調整用語的原因在於「要確保我們的科學精確性，並與讀者清楚溝通這個非常重要的議題。」當科學家談論的是人類生存的災難時，「氣候變遷」是相當被動與溫和的詞語。^[5] 而這個由科學家與聯合國組織帶領，改變敘述氣候變遷現況用語，以精確表達現狀的行動，也因為衛報著手調整報導用語而開始影響媒體，加拿大公共廣播公司（CBC）、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也將衛報的調整訊息轉給旗下記者，開啟英國與美國多家媒體內，記者與編輯該如何準確報導氣候變遷的內部對話。^[6]

從氣候變遷議題開始受到關注至今已近30年，媒體的呈現方式也不斷受到討論、改變。無論是強調新聞客觀性、平衡報導、解釋性報導，最終這些資訊的意涵與價值判斷仍應回歸到讀者身上，面對具有科學不確定的議題，讀者從媒體獲得資訊後如何理解？有沒有能力判斷資訊的正確性？而科學家又該如何把如氣候變遷這般「離生活相當遙遠」，但又急需「實際行動」的議題，透過媒體傳播的過程有效傳遞給大眾，是現今科學溝通領域中，無疑最重要的事情。

註釋及參考資料：

[1] Brüggemann, M. and Engesser, S. (2016). “Beyond false balance: How interpretive journalism shapes media coverage of climate change.”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42: 58-67.
[2] Corry, O. and Jørgensen, D. (2015). “Beyond ‘deniers’ and ‘believers’: Towards a map of the politics of climate change.”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32: 165-174.
[3] Hiles, S. S. and Hinnant, A. (2014). “Climate Change in the Newsroom: Journalists’ Evolving Standards of Objectivity When Covering Global Warming.” Science Communication. 36: 428-453.
[4] Milman, O. (2019). “Guardian spurs media outlets to consider stronger climate language.” 2020/01/21 檢視
[5] Carrington, D. (2019). “Why the Guardian is changing the language it uses about the environment.” 2020/01/21 檢視
[6] 同前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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