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C 資料庫

文／新興科技媒體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陳璽尹

這一系列的文章，介紹了2002年橫空出世的英國科學媒體中心（Science Media Centre，以下簡稱英國SMC）和靈魂人物費歐娜．福克斯（Fiona Fox），以及幾場在英國當地發酵的科學爭議事件，像是基因改造作物是否致癌、麻疹腮腺炎德國麻疹混合疫苗（MMR）是否導致自閉症，以及人類活動是否是造成全球暖化主因等科學爭論。這些爭論的影響力甚至擴散至世界各地，佔據媒體版面。英國科學媒體中心當時成立的要務之一，就是協助媒體以更正確的方式陳述科學、寫出報導；也鼓勵科學家，即時發言要比默不作聲，更能影響媒體解讀科學、使用科學，和大眾理解科學的方式。

科學報導看似需要融合兩種天差地別的學門：科學與新聞，而這兩種訓練的過程與目的，其實粗略看來也不盡相同。所謂科學訓練的過程，是不斷定義問題、尋找解答，用特定的方法來做系統性的研究 ，目的是運用觀察與實驗，來描述世界。而新聞訓練的目的，則是使用清楚的敘事提供讀者需要的資訊，讓他們能夠為生活、為社會，甚至為國家做決定。

坦白說，科學不一定需要報導，而報導也不一定需要科學。擁有科學記者這一門專業的人，似乎是記者路線中為數最少的。然而回顧歷史，科學記者實已存在超過一個世紀。20世紀初期，科學快速進展，為了要報導日新月異、改變世界的新科技給大眾，科學記者應運而生。那個年代，因為世界大戰而發展的國防科技、第一次核彈試爆，乃至於桃莉複製羊這種顛覆人們對世界認知的科學突破，都在科學記者的報導下，為大眾知曉。那時候，科學開始向前飛躍，記者跟上腳步。除了轉譯科學，科學記者當時的功能，就如喬治．威廉．格雷（George W. Gray）所說，是「推廣科學」給讀者，讓「科學方法成為民眾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使它變成公民思考的普及要素」。[1]這個時期科學記者的任務，是報導石破天驚的最新科技，除了報導戰爭演進，更是展示科技同時宣揚國力。

然而，這一百年來，科學記者的任務和定位也隨著時間轉變。2013年，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發表的全球調查指出[2]，科學記者大多認為，好的科學記者應該是「訓練良好並報導事實，獨立且中立的」；這份調查在2009到2012年收集953位科學記者的意見，發現科學記者大多受過專業記者訓練，而且，是不是擁有科學背景並非評斷好壞的依據，重要的是他們的報導能不能轉譯複雜的概念給大眾，使大眾理解科學。現在的科學報導，不如戰時為國家服務，也不如電視、電話、清潔劑等新發明出現時為產業服務，甚至不為了宣揚科學如何改變世界，科學新聞不再只是傳遞訊息、建立形象，而是更積極創造不同利害關係人的對話場域。[3]

若要回顧科學報導目的何時開始質變，很可能是1962年《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出版，作者海洋生物學家瑞秋．卡森（Rachel Carson），描述了因為大量使用殺蟲劑而嚴重失衡的生態環境，啟發了一批新的科學記者；他們專注在環境場域，關心社會進步對環境的破壞，而這之中，回顧科學發明的負面效應必不可免。21世紀的現在，更能看到這一質變的延續：2013年那份科學記者調查中發現，處理「科學、科技和環境」議題的科學記者佔了最多數，其次的「農業、能源與氣候變遷」也在相同的脈絡下，發展出來。

科學記者的自我認同隨著不同的時空環境而改變，科學報導不再是科學的代言人，多了更多與社會溝通的角色。但是科學報導的難度卻沒有隨著時間而降低，大環境像是科學分科更細、新聞速度愈快的趨勢，後進者幾乎無跡可尋前者腳步，要成功產出質量俱佳的科學報導是難上加難。而科學報導若只關注科學的負面效應、想挖出科學界的失誤、執著在失衡的平衡報導，卻無法真實捕捉複雜艱深的科學事實，也只會更加深科學與報導的鴻溝。

科學報導可列出四項難題。第一，科學領域廣博，內行知識艱深，若不是長期浸淫在這個領域的人，很難在短時間內摸清楚概況。第二，科學家通常不是好的發言人。科學語言和大眾語言大不相同，長期接受科學訓練的科學家因為深入鑽研特定的領域，容易與大眾語言脫節，不是說科學家不善溝通，更精確來說，是不善在特定領域之外的場域溝通。科學家關心的是行內各種突破、發現與進展，但大眾關心的是，這樣的科學突破對我的生活乃至於對社會，有什麼意義？第三，科學具備不確定性。科學家與記者或大眾所認知的科學不確定性可能不同，前者認為不確定性恆常存在，只要實驗得宜，確認解讀數據的邊界，那就不是大問題；但後者卻可能將科學不確定性理解為科學界沒有共識，認為科學只要具備不確定性，就降低了可信度。以至於，科學家可能更不願意談論科學的不確定性，或也不知道如何談才不致被誤會，使得記者或讀者愈無從理解科學能解釋與不能解釋的範圍。第四，當科學事件的份量滿足了登上報紙頭條的要件，記者要如何才能在最短的時間內摸清科學議題，又找到專家回應？

英國科學媒體中心，當初就是希望能解決這些難題而成立。英國SMC舉辦的背景說明會（background briefing），邀請科學家簡要卻深入點出科學議題的脈絡，讓記者在著手準備科學報導時，有明確的方向與背景知識。英國SMC也為科學家籌備媒體課程、受訪指引手冊，精進科學家與行外人的溝通技術，讓科學家理解媒體的運作與需求，不致讓科學家受訪時花了很多力氣準備的資料，卻根本無法為媒體所用。英國SMC希望所有科學家受訪時都能對科學不確定性侃侃而談，所有科學研究都一定有它的限制，包括了單一研究方法的侷限，與研究結果能推論的範圍。「只有當大眾相信科學家會說實話，會承認錯誤，也對科學不確定性保持開放的態度，」福克斯說，「我們才有可能以科學贏得論戰。」[4]當他們認為科學事件可能變成頭條新聞，英國SMC便即時召開記者會，第一時間找到首屈一指的科學家發言，望能有效緩解記者面對科學頭條事件的焦慮。

十八年來，英國SMC所累積的成果結實纍纍，某個程度來說，在永遠填不滿的網路新聞世界裡，英國SMC的存在稍微減少了專業科學記者的工作負荷，讓他們持續產出質量均衡的科學新聞。但是英國SMC也因為積極站在科學事件的前沿，被攻擊是跨國大企業的打手（如，基改事件裡的孟山都），被抨擊是危言聳聽的氣候變遷論者（climate alarmists），甚至被認為是科學機構的公關部門。對於這些指控，福克斯在＜麻煩的真相＞（Inconvenient Truths）[5]中說道，「我常常問自己，如果當時那篇直指基改作物會致癌的論文是篇好研究，現在的情況又會是如何呢？」對福克斯來說，英國SMC在這些議題上並非立場先擇，只是這些研究的結果剛好都指向了一致的方向，「如果有好的科學研究提出了相反的證據，我們會毫不遲疑發布出去。」

英國SMC的積極行動，讓他們樹立的敵人比交到的朋友多。雖然不至於毀譽參半，但在科學與新聞中間，英國SMC的確撐起了有效的溝通平台，讓科學家發言，為科學記者釋疑。然而，英國SMC的「成功模式」到底能不能為其他國家複製？英國成立SMC的時空背景，有英國皇家科學院的背書，和世界頂尖科學家的支持，那時的媒體環境還是紙本報紙為主，留有百年前就存在的科學記者專業，而英國民情對於非政府組織和各種慈善研究機構的捐款，也因為歷史因素而相對流通與開放。[6]這十幾年間，世界已漸漸長成了全然不同的樣貌。網路時代的人們對資訊上癮的程度只增不減，除了網路新聞逐漸取代紙本，各種串流平台興起，假新聞與謠言侵門踏戶成了新時代的日常風景。科學論文的產量爆炸，相較於二戰後科學論文的產量以2%至3%的速度成長，到2010年為止的估算，成長幅度約在8%至9%之間[7]，這不僅是資訊超載的時代，媒體環境和科學界的變化，在在都顯示了科學記者的生存條件只是愈趨艱困。

英國SMC要怎麼應對這些新的挑戰，也許就如同福克斯最新寫完成的文章，[8]文中談的是面對新冠肺炎的心態，但是以此總結英國SMC一直以來坦白而無畏的作為，或也饒富詩意。她說，「當我們還有這麼多事情需要學習，我認為最適合為公眾服務的方式，是承認我們所有人（在應對這個病毒時）所面臨到的，是獨特且空前的挑戰，也承認我們需要去了解這個不斷變化的情勢所存在的複雜性。」也唯有這般為未知保留開放與接受的心胸，才能繼續走在科學與新聞交集的路上。

註釋及參考資料：

[1] Rensberger, B. (2009). “Science journalism: Too close for comfort.”Nature, 459(7250), 1055-1056.

[2] Bauer, Martin W. and Howard, Susan and Romo Ramos, Yulye Jessica and Massarani, Luisa and Amorim, Luis (2013). Global science journalism report: working conditions & practices, professional ethos and future expectations. Our learning series, Science and Development Network, London, UK. ISBN 9781909528024.

[3] Nisbet, M. C. (2009). “The ethics of framing science.”In Elliott, R. (eds.), Communicating biological sciences: Ethical and metaphorical dimensions, 51-73. London: Routledge.

[4] Science Media Centre (2017). “Inconvenient truths.” Retrieval Date:2020/05/27

[5] 同註4

[6] Science Media Centre (2002).“Funding. ”Retrieval Date:2020/05/27編註：英國SMC收取捐款的原則在成立時已建立規範，每年都會更新發布外界捐款的情況。

[7] Bornmann, L., & Mutz, R. (2015).“Growth rates of modern science: A bibliometric analysis based on the number of publications and cited references. ”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66(11), 2215-2222.

[8] Fiona Fox. (2020).“Does COVID-19 need a different kind of journalism?”Retrieval Date:2020/0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