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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篇報導為與工商時報合作，並刊載於〈科學家新視野專欄－國際條約對台灣海洋生物多樣性保育的影響及挑戰 〉。

文／國立台灣海洋大學榮譽講座兼任教授 邵廣昭

生態保育的方式主要分為「物種保育」和「棲地保護」兩種，且台灣自然生態保育的觀念和政策受到國際條約影響很大。最早影響台灣的國際條約應是1975年生效，以物種保育為目標的《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又稱作《華盛頓公約》（CITES）。由於違反公約會受到國際貿易的制裁，因此政府在1989年通過了《野生動物保育法》，公告並陸續修訂了台灣瀕危物種保育類動物名錄。這對台灣野生動物保育的管理發揮了很大的功效。

在海洋部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在1994年生效後，以及「聯合國魚群協定」在1995年通過後，公約下的責任制漁業透過「區域漁業管理組織」及聯合國糧農組織做出進一步的規範與實踐後，使台灣遠洋漁業受到管理和限制。除了減少過漁及非法捕魚等行為，亦可減少鯨豚、海龜、海鳥及鯊魚等的混獲和誤捕，故基本上仍應屬於物種保育的一種方式。

最早涉及海域之棲地保育的國際公約，是1975年生效的《世界遺產公約》。迄今全球已有46處海洋的遺址通過認證。但因為台灣不是締約國，無法申請及被認證，因此該公約對台灣沒有什麼影響。

物種保育和棲地保護雖有互補或相輔相成的功能，但物種保育只是治標而非治本，雖然禁捕少數的明星動物，但如果牠們的食餌沒有了，棲地被破壞了，牠們也難存活。惟有整個棲地或生態系中所有的物種一起被保護下來，才是治本之道。因此，海洋保護區是保育和復育海洋生物多樣性最簡單、最經濟、最有效的方法。

1992年《生物多樣性公約》主要倡導的保育其實就是棲地保護，鼓勵將經過評選的「生態或生物顯著的區域」或「熱點」劃設保護區。保護區中的「核心區」禁止採捕所有的動植物，以維持生態系的完整和避免棲地的破壞，落實「以生態系為基礎的管理」。近年來國際上陸續倡議的「以生態系為基礎的漁業管理」、強調「生態系服務的功能和價值」、「以自然為本的解決方案」或是「以區域為基礎的管理工具」等，基本上都是藉由劃設保護區來達成保育的目標 。

因此早在1962年起，國際自然保育聯盟（IUCN）已開始每隔十年舉辦一次世界公園（保護區）大會，推動全球陸域和海洋保護區的劃設及管理。但這項努力多屬宣導及鼓勵性質，國際間並未針對保護區議題制定出具指標性的架構或藍圖。直到2010年在名古屋舉行《生物多樣性公約》第10屆締約方大會，通過「愛知目標」中，首次列入海洋保護區的目標：需在2020年底前全球應至少有10％的海洋受到保護，又稱10 by 20 （10×20）。此項目標才在2015年聯合國所公布的永續發展目標（SDG）中的海洋目標再度被列入。

然而10％的海洋保育目標到2020年底並未完全達成，但是海洋的危機已迫在眉睫，因此2022年底在蒙特婁召開的《生物多樣性公約》第15屆締約方大會，通過所謂的《全球生物多樣性架構》（GBF）：2030年底全球的海洋保護區要達到30％的目標，也就是「30×30」。

此外，要達到這個目標，又必須在公海也能增設海洋保護區。因此2023年3月，聯合國在《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下達成了「國家管轄外區域海洋生物多樣性保育及永續利用」（BBNJ）協定、俗稱《公海條約》，針對公海的大洋及深海的生物多樣性，制定保護的規範，包括海洋遺傳資源的取得及利益分享、劃設公海保護區，以及環境影響評估等的措施。雖然BBNJ協定還未生效，但對身為遠洋漁業大國的台灣仍應未雨綢繆，儘早思考如何因應新的國際海洋保育的潮流和趨勢。

海洋保護區的面積比例其實很早就被納入台灣的「國家永續發展目標」及行政院「生物多樣性推動方案」中的工作項目，並納入管考。無奈各部會對保護區的定義解讀不同，對是否能有效管理並不在意，在計算保護區的比例時，用12或24海里的領海或鄰接區作為分母，而非國際上200海里的專屬經濟海域，所以計算的比例過大，無法與國際接軌及比較。

2018年海委會及海保署成立後，海洋保護區的主政單位雖由漁業署移轉到了海保署，但是經濟性魚類資源的保育工作，還是要靠漁業署加強限漁或禁漁措施才能奏效。海保署成立後就積極的制定了《海洋保育法》草案，其內容主要就是海洋保護區的劃設和管理。但草案送進行政院後，迄今已超過三年卻尚未送入立法院審查。由此可知政府對於海洋保育的工作並不積極和重視。

而一般大眾，包括民間環保團體對於生態保育的認知和重視，多半只聚焦在鯨豚、海龜、海鳥和鯊魚等少數保育類動物的物種保育，而對國際上備受重視的棲地保護或海洋保護區的劃設充耳不聞。推測原因不外乎是因為海洋保育教育的宣導不足，政治人物總是選舉至上， 而海洋生物沒有選票，通常也不會像陸上的動物一樣被視為野生動物需要保育，難免令人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