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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活動紀錄文為活動參與者-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編輯簡克志 授權轉載，台灣科技媒體中心特別致謝。

這篇是 台灣科技媒體中心「第一屆科學家大會」的第三篇記錄（灑花），該場演講內容幾乎都有整理進去。來自紐西蘭科學媒體中心的執行長  Dacia Herbulock，分享為什麼科學家要和媒體積極交流，以及當地 SMC 如何促進雙方互動。我自己比較有感的是「將科學融入更多樣的日常新聞組合」、「掌握議題的Timing」和「精神活性物質法案」，詳細請見文字整理。由於法案比較複雜，文中會附上參考連結。

場次二 ：媒體與科學溝通對社會的重要性

講者：紐西蘭 SMC 執行長 Dacia Herbulock

今天我來談談紐西蘭科學媒體中心，我們和台灣團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我們 SMC 團隊規模很小，只有 4-5 個人。我們跨足科學研究的各個範疇，接觸各方媒體人士。紐西蘭媒體的專業科學記者很少，因此 SMC 在一開始就面向社會大眾，與一般新聞記者合作，尋找機會將科學家放入各種類型的報導。

專業（科學）記者和科普節目的確很重要，但是如果大眾對科學沒有興趣，就不會主動尋找這些內容。所以我認為與不同背景的（一般新聞）記者合作也同等重要，這樣你才能在人們感興趣、關注的時候接觸到他們。因此，我們是為了「回應（大眾）」而存在的。

每當有重大突發新聞時都是這樣，對吧？例如湯加海底火山爆發、COVID-19。當這些事件發生時，記者迫切需要科學家來回答問題，幫助大眾理解正在發生的事。記者非常信任科學家，希望他們的指引能夠幫助媒體應對新的問題。科學家言論的影響力很大，無論你（科學家）是否願意接受，這個責任都已經在你身上。同時，以負責的態度回應也是非常重要的。

之前 QA 有人提到挫折感，擔心科學報導的走向。如果你（科學家）因為挫折感而退縮不參與對話，這些（科學）對話將在你缺席的情況下繼續發生。而當我們一起參與和努力，這些對話將非常有可能產生好的影響，SMC 已經有很多成功案例。

科學的背景脈絡往往是記者希望科學家提供的東西。背景是什麼？對大眾意味著什麼？（這次事件和之前）有什麼不一樣，或是有一再出現的相似之處？記者不是該領域的專家，他們不會記得 5 年前曾經有類似的問題，此時就是科學家要站出來說話的時候了。背景脈絡的訊息，不必是最新、最詳細的結果，它是提供一面鏡子，提醒大家什麼是真正重要的問題。

我舉塑膠微粒（microplastics）的例子，紐西蘭的科學家發現塑膠微粒的問題，在海灘和空氣中都可能有塑膠微粒，但是多年來他們非常困惑，為什麼大家不重視這個問題呢？當 SMC 聽到科學家這麼說，我們非常確定，其實大眾還不知道有這個問題，只有科學家自己在討論。

事實也是如此，一旦當科學家開始發表論文，以及公開談論塑膠微粒的問題，我們就看到紐西蘭修法禁止在化妝品中使用非必要的塑膠微粒，獲得大量公眾支持，也越來越多人認知到塑膠微粒的污染。只要 1-2 位科學家願意站出來表達擔憂，人們就願意聆聽。

議題是否成功讓社會大眾參與討論，其中一個關鍵因素是「時機」（timing），我認為科學家低估了時機的重要性。你們（科學家）和記者的工作時間分配完全不同，當火山爆發時，你可以花幾個星期來討論、解決所有問題的細節，思考可以提出什麼建議。問題是這樣太慢了，記者需要立刻獲得消息，在突發事件的第一波新聞中，基本事實（即 5W1H）：who、what、why、where、when 和 how，這些都要馬上談論完畢，對吧？

當大家還不知道發生什麼事的時候，將有非常龐大的資訊需求。研究人員可以站出來回應媒體，例如「我們關切這幾個問題」；當記者提及細節可以說「我們目前還沒有答案」，細節將隨著時間慢慢浮現。但我們最關注的是先回答基本事實，以及回應大眾的擔憂，並協助解釋已知的事實和相關背景脈絡，幫助人們理解和應對。

另一方面，最好也要思考如何將自己的研究工作連結到記者或媒體。比方說，年輕的觀眾或是喜歡喜劇的觀眾，他們平常可能不會在社群媒體關注你（科學家）。因此，你可以站出來真誠回答大眾的問題，就可以接觸到非常不同的群體，進而影響他們的觀點。

當你（科學家）所在的領域，尤其是有爭議的領域，出現在新聞頭條。你是選擇參與？還是選擇退縮，並期望事情自己會好轉？SMC 注意到一個現象：在某個科學領域人們經歷過的教訓，往往在爭議轉向另一個新的（科學）領域時，經驗並未得到傳承。除非科學家積極參與，我們才能說：「OK，以前就有發生過類似的事情」，並且準確預測大眾可能會有哪些擔憂。因此，科學家必須分享彼此的經驗、相互支持，把某個領域學到的經驗，運用到其他領域。（分享紐西蘭知名物理學家的科學傳播經驗，強調在 COVID-19 危機中，只要有一位科學家願意提供正確訊息，遠比沒有任何人發聲要來得好。科學家積極主動與記者交談，影響了人們理解公共衛生的方式。）

接下來，我要談談紐西蘭的案例，很清楚說明了當社會缺乏信任、科學家不發聲時會發生什麼事。過去在紐西蘭，很多做動物研究的科學家從不公開談論他們的工作（以前的英國也是），當然也絕對不能和記者說，甚至不能和家人朋友談論他的工作。現在 SMC 試圖改變這些觀念，因為開放和透明才能建立信任。

在 2013 年，紐西蘭科學家和政府公衛官員合作多年，通過了全球第一個「精神活性物質法案」（Psychoactive Substances Act），旨在規範紐西蘭精神活性物質的供應，保護使用娛樂性藥物的人，經過監管機構批准的精神活性物質才能合法販售。

「精神活性物質法案」的立法，是為了解決之前「藥物濫用法」（Misuse of Drugs Act）的問題。當政府把違法藥物列入黑名單管理，有心的化學家只要改變一個化學分子，新的合成藥物就不再違法，因為已經是新的物質。政府唯一能做的，就是再次列入黑名單，直到化學家再開發出新的藥，如同一場無止盡的貓捉老鼠遊戲。

紐西蘭為了結束這場無止盡的遊戲，2013 年通過了「精神活性物質法案」，得以檢驗娛樂性藥物以及新的化學物質的風險程度，然後合法銷售。只不過，好景不常。當時的反對黨認為這是個好機會，他們質疑法規裡面用動物試驗來確保新藥安全性的條文。

當時紐西蘭公眾對於動物研究、合法動物實驗的了解非常有限，反對黨輕易集結了公眾的聲音。2014 年，一份超過四萬人簽名的請願書送到了政府手上，希望禁止對動物進行精神活性物質測試。

科學家們試圖在這個階段加入討論，我們互相合作，解釋動物實驗的基本原理，以及藥物安全測試的內容，但已經為時已晚，改變需要時間，而多年來人們缺乏參與和討論。面對政治上的燙手山芋，最後政府表示：「好吧，不做動物實驗了。」這表示先前科學家的努力都白費了，法案無法根據動物實驗的證據來批准新的藥物，而新的非法合成藥物依然層出不窮，我們又回到之前貓捉老鼠的遊戲。（未經批准的精神活性物質交易轉向地下化，使用者面臨高風險）

回顧過去，研究人員曾和我說，如果當時法案順利成功，就可以避免至少 25 個與新型合成藥物相關的死亡案例。這是令人失望的結果，我們未能改變這一切。

經過多年耐心的幕後溝通，2021 年我們成功讓紐西蘭所有進行動物研究的機構聯合起來，採取公開透明的作法。這意味著下次出現一樣的問題時，不會再有類似的誤解。各大學也承諾在網站上公開談論動物研究的原因以及重要性。

最後，我要談談紐西蘭 SMC 如何促成科學家和記者之間的互動。我們每年會舉辦兩次社交活動，讓記者和科學家彼此交流認識。此外，我們還舉辦密集的小組工作坊，這項活動已持續 10 年，每個小組由 12 人組成，有 4 位記者參與其中，大家互相建立關係、了解對方的工作。這讓科學家越來越會溝通，而記者也更加了解情況，雙方對各自的專業素養和技能都印象深刻。我們將科學家帶進新聞室，讓科學家尊重記者的工作，也知道如何充分運用媒體給予的（發言）機會。目前已經有 800 多位科學家參與小組工作坊，對媒體看法產生巨大轉變。

保持參與，與人們分享你的工作是很棒的！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