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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背景：

國際科學理事會（Inter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ISC）在台灣時間2月20日發布最新研究〈在危機的當下保護科學：我們如何停止被動回應，變得更加主動？〉（Protecting Science in Times of Crisis: How do we stop being reactive, and become more proactive? ）。這份研究提出當前科學面對的兩個巨大的危機，一是衝突增加，科學研究場域與設施往往最先遭受破壞，如大學、研究機構，導致科學知識、資料等基礎設施喪失，以及資源重新分配（pp.4）。二是當危機與災難發生，難以進行有效的討論與溝通，若僅依靠部分科學家，透過自有的網絡溝通和回應，這樣的溝通易受謠言與錯誤訊息的影響（官方新聞稿與pp.77-79）。

因此這份報告提出四個主要的觀點（pp.41-44 或參見官方新聞稿）：

1. 強化恢復力：制定系統性的應對措施，最大程度地減少危機對科學研究和基礎設施的影響。
2. 建構能力：強化科學家和領導者管理危機和風險的能力，促進科學與社會之間的信任關係。
3. 協力保護：改善科學參與者之間的協力和資訊共享機制，以在危機期間保護研究人員和科學資產。
4. 在重建階段推進科學：確保在危機後復原和重建工作中優先考慮科學、高等教育和技術創新。

台灣近年面臨的衝突與危機增加，科學議題的爭議更是不斷出現，無論是COVID-19的錯假資訊、再生能源設置的爭議、還是生活中的各式科學謠言，都顯示台灣的科學正站在衝突的第一線。據此台灣科技媒體中心邀請專家提供對於此報告的看法，作為台灣推進科學溝通的建議。

相關資料：

1. 研究原文：Inter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2024). "Protecting Science in Times of Crisis"
2. 國際科學理事會的新聞稿
3. 國際科學理事會此報告影片

專家怎麼說？

2024年2月19日
中央研究院院士 王寳貫

這份研究闡述了如何在危機當下保護科學及科學家。對於後者，熟悉第二次世界大戰歷史的科學界人士對這個議題應該不陌生——在納粹德國興起時，大量在歐洲的猶太裔科學家紛紛逃亡到其他國家以避免迫害。我們熟悉的例子包括愛因斯坦、馮諾伊曼、鮑立、費米（他妻子是猶太人），許多人最終選擇到美國。但是他們之所以能夠受到庇護大都是因為和他國科學家或學術機構私人的交情，而不是有一個國際科學團體來推動這些庇護的計劃。台灣在這議題上能貢獻的，大概也只能在這個程度上提供協助，而很難有大規模庇護流亡科學家的行動，因為那是一個地緣政治的問題，需要許多國際的積極參與，而台灣目前自己都被排除許於多國際組織之外，不容易使得上力。

對台灣而言，目前最急迫的議題應當是如何保護真正的科學信息不被大量偽科學的假消息所淹沒。智慧手機功能強大，而且人手一機，網路十分普及。一般民眾遇到不解的問題往往上搜尋網站查找，而網站提供消息的排序不見得是依賴消息的正確性（搜尋網站也不見得清楚訊息正確與否），而是有其商業考量。如此一來，民眾得到的往往是「很多人在傳」但卻錯誤的消息。近來這類事件發生不少次了。我們應該審慎思考如何應對，例如建立一個大家能夠信賴的科學機構（例如中央研究院、大學或其他嚴謹的研究機構）以及科學傳媒（例如台灣科技媒體中心），一有疑問，可以立即到此查詢正確解答。這是國家需要積極投資，並需要時間建立公信力來解決的問題，不能單靠一二熱心人士的推動就期待奏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