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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IPBES?

IPBES全名是「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政府間科學政策平台」（Intergovernmental Science-Policy Platform o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是一個由不同國家的政府共同成立的國際獨立機構。組織設立的目的是加強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的科學政策，以維持生物多樣性和人類長期福祉，得以永續發展。他不是一個聯合國機構，但會接受聯合國的請求，提供報告資訊作為聯合國生物多樣性政策討論的基礎。

全文連結：https://ipbes.canto.de/v/IPBES12Media/album/QH93L?viewIndex=0&display=fitView&column=document&id=cbeurbkq7t5vpc6fs2v9kbp75a&origin=classic

專家意見：https://smctw.tw/19574/

報告簡介

2026年2月9日晚間9:00發布的報告名為《企業對生物多樣性的衝擊與依賴與自然對人類的貢獻》方法學評估報告（The methodological assessment report on The Impact and Dependence of Business on Biodiversity and Nature’s Contributions to People）。

報告在前言中提及，企業在推動邁向公正轉型與永續未來的改變，扮演著核心角色。報告認為，不永續的經濟活動，以及以國內生產毛額（GDP）作為衡量成長的核心指標，是生物多樣性與自然對人類貢獻下降的重要推動因素，並阻礙了轉型性改變的實現。

報告提到生物多樣性的範疇廣泛，從基因、物種到生態系。因此雖然已經有一些方法，可用來分析企業對生物多樣性的衝擊與依賴關係，然而，要將特定企業行為與具體的生物多樣性結果直接連結，仍具有挑戰性。報告認為，建構一個能夠為企業提供生物多樣性保育與永續利用誘因的「有利環境（enabling environment）」是重要的解方，包括政策、法律與監管架構，經濟與金融體系，社會價值、規範與文化，科技與資料，以及能力與知識。

因此這份評估報告將回顧並批判性檢視，用於衡量企業對生物多樣性衝擊與依賴關係的方法，並探討這些資訊如何被運用以改善生物多樣性及自然對人類的貢獻。本評估亦討論多元行動者在促成這「有利環境」中的角色。

本次報告關鍵訊息

KM1. 所有企業都依賴也衝擊生物多樣性，並且可能成為正向改變的推動者。

生物多樣性與自然對人類的貢獻構成經濟體系的基礎，因此所有企業都直接或間接地依賴生物多樣性。自1820年至2022年，全球經濟規模從1.18兆美元成長至130.11兆美元，企業在此一成長過程中扮演了核心角色。然而，未能將自然納入考量，並將其價值整合進經濟與金融體系，已導致自然環境劣化，生物多樣性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流失，在18類自然對人類貢獻中，已有14類呈現下降趨勢 [1]。生物多樣性及人類從自然的獲益下降，在國際與國內都有分布不均的狀況，且已成為威脅經濟、金融穩定與人類福祉的關鍵系統性風險，並衝擊人權。這些源自生物多樣性衰退的系統性風險，凸顯推動轉型的迫切性。

然而，個別企業往往未能採取行動以因應其衝擊、依賴關係、風險與機會，部分原因在於缺乏相關認知。因企業在規模、產業、組織結構及其與生物多樣性的關係上皆有差異，若要有效行動需要依據特定情境與產業，具備關於衝擊與依賴關係的專門知識。由於企業具有高度影響力，且在具備動機、資訊與適當支持時能迅速行動，因此它們能成為正向改變的重要推動者。

KM2.企業目前的外在營運條件，不見得有助於實現公正與永續的未來，反而延續了系統性風險。

儘管部分企業已採取有利於生物多樣性的行動，但現行制度中仍存在不足或扭曲的誘因，使舊有營運模式得以延續，並阻礙企業及其他行動者採取能夠遏止並扭轉生物多樣性流失、同時因應氣候變遷與污染交互影響的行動。企業所處的營運條件各不相同，且對不同產業與企業的衝擊並不一致。目前缺乏足夠的獎勵與懲罰機制，以有效驅動企業採取行動，促進生物多樣性的保育與永續利用，並確保基因資源及利用相關傳統知識所產生的效益，可以被公平合理的分享。

企業往往沒有把其商業行為對生物多樣性造成的負面衝擊內部化。許多政策不僅鼓勵對生物多樣性有害的商業活動，甚至阻礙有利於生物多樣性的行為。例如，大量補貼被導向促成生物多樣性流失的商業活動，且往往在既得利益的企業與產業協會遊說支持下持續存在。

2023年，全球對自然造成直接負面衝擊的公共與私人金融資金流估計達7.3兆美元，包括對環境有害的公共補貼，及投入高衝擊產業的私人投資。在這些資金中，公共部門對環境有害補貼的支出約為 2.4 兆美元。相較之下，2023年僅約2,200億美元的公共與私人資金流向有助於生物多樣性保育與永續利用的活動。這同時突顯了巨大的機會，以及調整金融資金流向以支持生物多樣性成果的迫切需求。

當企業守法程度不足、執法不力時，將削弱法律與監管措施的有效落實。此外，由於企業資訊揭露多屬自願性且並不普遍，企業通常未被充分究責。企業普遍缺乏資料與知識，以量化其對生物多樣性衝擊與依賴關係，而且許多相關的科學文獻，並非以企業為主要受眾撰寫。這些情況導致價值鏈（value chain）中缺乏透明度，包括資源開採、使用、再利用與廢棄管理永續性相關的風險與機會，這也是進一步行動的重大障礙。此外，生態循環（如生態系復原）所需的時間尺度，並不符合企業決策所承受的時間壓力，也不符合企業對投資報酬與資訊揭露的時程。

KM3.協作、集體行動與個別行動對於建立「有利環境」至關重要，使企業能夠為公正且永續的未來做出貢獻。

在有利環境中，企業所處的條件與誘因，能使其自身利益與對生物多樣性及社會有益的目標相互對齊。建立有利環境涉及以下面向的改變：1）政策、法律與監管架構；2）經濟與金融體系；3）社會價值、規範與文化；4）科技與資料；以及 5）能力與知識。這可透過加速所有層級的協作與集體行動來實現，包括政府、金融行動者、其他行動者、企業與金融機構之間合作，以及企業與金融機構內部的合作。儘管協作具有關鍵重要性，個別行動仍然能夠為建立促成性環境做出貢獻。

KM4.所有企業皆有責任因應其對生物多樣性產生的衝擊與依賴關係。

企業（包括金融機構）目前即可採取多項行動，以同時造福企業本身與生物多樣性。個別企業應承擔的行動責任程度，屬於社會層級的決定，並可依其對生物多樣性的衝擊與依賴規模，來加以判斷。目前已有方法可用於衡量企業對生物多樣性的衝擊與依賴關係。這些衝擊與依賴關係，可能為企業帶來風險與機會。企業透過理解並管理其衝擊與依賴，能降低風險，並為企業自身與生物多樣性帶來正向成果。理解與管理衝擊，可能導致企業依賴關係的改變，而理解依賴關係，則有助於支持因應衝擊的行動。從歷史來看，企業管理負面衝擊的行動，多半是由法規所驅動。企業當前可行的行動：

a）建立企業治理與策略架構，為改善其營運、價值鏈與投資組合中生物多樣性成果的行動設定方向並提供支持。

b）在營運層級採取行動，在場址、陸域／海域景觀尺度上創造有利於生物多樣性的成果，包括依循「減緩層級」（mitigation hierarchy），實施避免、降低、復原及抵換衝擊措施。

c）針對價值鏈採取行動，直接因應衝擊與依賴關係，或透過影響上游供應商，及下游經銷商、零售商與消費者互動，來促進改變。

d）就金融機構而言，將投資組合中的資金，從有害活動轉向具有正向影響的行動。

透過上述各層級的行動，企業可為建立有利環境做出貢獻，並影響其他行動者以改善生物多樣性成果。為避免「漂綠」（greenwashing），企業必須根據對自身衝擊與依賴關係的理解，制定透明且具可信度的策略，並清楚展現可驗證的生物多樣性成果。

KM5.現有的方法、知識與資料，已可用於衡量企業對生物多樣性的衝擊與依賴關係，並可進一步直接及透過價值鏈，為決策與行動提供依據。

目前，用於理解與衡量企業衝擊與依賴關係的科學基礎，已被實際應用於引導企業行動。已經有一些企業運用科學基礎採取行動，而隨著評估工具改善，所有企業都可以擴大行動。相較於依賴關係的評估，衝擊評估方法的應用與理解程度較為成熟。衡量方法及其所需的基礎資料，可取得程度會因產業別、生態系領域與司法管轄區域而有所差異。目前，各產業內部及產業之間對方法的應用與採用程度仍偏低且不均衡，在不同地區與國家之間亦存在差異，反映出資料可用性與技術能力的不同。

來自不同知識社群的專業，已提出可適用於多元企業情境的可信方法學，各自提供不同途徑以因應衝擊與依賴關係。生物多樣性與自然對人類的貢獻涵蓋多個層面，皆可能與衡量企業衝擊與依賴關係相關，包括基因、物種與生態系層級，以及自然對人類貢獻所帶來的多樣化利益。

應衡量哪些面向，取決於具體情境、地點，以及所欲採取的行動或所需支援的決策。因此，為全面掌握生物多樣性與自然對人類的貢獻，往往需要結合多種方法或指標，其中可能同時納入科學知識、原住民族知識與地方知識。

KM6.不同產業、決策層級與企業目的，需要採用不同的方法來衡量與管理其對生物多樣性的衝擊與依賴關係。

世界上不存在一套適用於所有企業決策的單一方法。不同產業、不同決策層級以及不同的衡量目的，需要採用不同的方法與指標。營運層級的決策需要有場址的特定資訊。透過「由下而上」的方法所產生的場址特定資訊與資料，包括基於地點的觀測、參與式監測與製圖，以及基於這些資料來源的空間分析。此類方法可運用反映在地價值、知識、權利與其他群體利益的資料與指標，包括原住民族與地方社群。由下而上的方法能在地方尺度上提供更高的精確度，並能顯示具體行動或現地活動所帶來的成果變化。

累積性衝擊是指，企業與其他行動者在特定地點，隨時間累積所造成的綜合衝擊，這類衝擊較適合在區域尺度（如場址、地景或海景）進行評估，而非僅針對單一企業。「由上而下」的方法包括生命週期方法與宏觀尺度的環境經濟模型，適用於投資組合、企業整體及價值鏈層級的決策。依衡量目的不同，這些方法可使用空間解析度較低、但涵蓋地理範圍較廣的資料來進行。在部門內具有足夠解析度（例如可依地理位置或產品類型區分）的情況下，投資組合層級的決策，可由具全球可比性的方法加以引導。企業層級的決策，則可透過使用企業特定資訊的方法來支援。價值鏈層級的決策，可運用生命週期方法來評估價值鏈的潛在衝擊，但須注意，此類方法在評估依賴關係方面的適用性較低。

由上而下的方法可提供對潛在衝擊與依賴關係的評估，並支援如篩選與方案比較等決策。然而，這些方法在追蹤特定企業行動所帶來的進展方面，能力可能有限。此外，使用粗略解析度資料的由上而下方法，往往無法充分反映在地生態價值，也較難呈現自然的多元價值，包括原住民族與地方社群的價值與利益。因此，未來由上而下方法的重要發展方向之一，應包括提升空間與時間解析度的資料品質，並更有效地與自然多元價值相互交織，以加深對依賴關係、衝擊、風險與機會的理解。

KM7.可依據涵蓋範圍、準確性與回應性，選擇適當的方法來衡量與管理企業對生物多樣性的衝擊與依賴關係。

方法是否適用於特定目的，可依三項整體特性加以評估：涵蓋範圍、準確性與回應性。涵蓋範圍同時指地理尺度，以及所納入的衝擊與依賴關係的廣度。為符合特定用途，一項方法或多項方法的組合，需在相關地理尺度上，涵蓋與企業活動相關的衝擊與依賴關係。準確性指結果正確反映其設計欲衡量對象的程度。被視為「適用於特定目的」所需的準確性，會因決策層級與衡量目的不同而有所差異。回應性則指方法能否偵測出可歸因於企業行動與活動的變化。為符合特定用途，方法需能清楚連結生物多樣性及自然對人類貢獻的變化，與具體介入措施之間的關係。

目前可取得的方法，並非在所有企業應用情境下皆能同時滿足這三項準則。當方法未能符合必要要求時，可能無法完全被視為適用於特定目的；然而，這些方法仍可能產出企業可據以行動的有用資訊。企業需理解這些限制。此外，不同方法在所需專業能力、資源與成本上存在差異，對中小企業而言尤具挑戰性。在認知這些限制的同時，企業仍可開始使用相關方法，並隨時間逐步提升自身能力

KM8.企業可透過適當地與科學以及原住民族與地方知識、方法與實踐互動，更有效地衡量與管理其衝擊與依賴關係。

關於企業對生物多樣性的衝擊與依賴關係，相關資料與知識存在於科學社群、原住民族與地方社群，以及企業本身之中。然而，這些資料與知識往往彼此分散，且未能在企業決策過程中被有效整合與運用。科學文獻通常並非以企業為主要受眾撰寫，加上缺乏轉譯與對企業需求的關注，使科學研究成果的採用進展緩慢。在企業之中，對於原住民族與地方社群作為生物多樣性守護者，以及其在保育、復育與永續利用方面所擁有之知識，普遍缺乏理解。若能加深此一理解，將有助於改善企業決策。另一方面，原住民族與地方社群在研究與決策過程中，經常未獲得充分代表，這進一步削弱其聲音與貢獻，也可能導致企業錯失向其學習的機會。這亦可能影響企業遵循近用與利益分享（access and benefit-sharing）機制與做法的能力。

儘管已有將原住民族與地方知識與科學方法相互交織的實例，企業仍普遍缺乏與原住民族與地方社群合作的經驗，難以確保其知識能被適當呈現，其價值亦能在決策中被納入考量。企業的盡職調查（due diligence）應包含同意機制，包括依據國內法規取得原住民族與地方社群的自由、事前且知情的同意。

透過結構化的協作，促成資料與資訊、科學洞見以及原住民族與地方知識在企業衝擊與依賴關係上的共享與更有效運用，可轉化為對企業風險更佳的管理，並實現更多機會。

KM9.必須透過補強重要的知識缺口及其應用，來強化現有的知識基礎。

企業可依據現有知識立即採取行動，然而，目前的知識基礎與指引仍存在限制。來自不同企業之衝擊，缺乏定量化、標準化與可比較的估計，限制了各方行動者全面理解並有效管理企業活動的能力，亦使金融機構難以選擇能降低負面衝擊或最大化正面影響的投資。不同情境、尺度與產業的需求各異，亟需發展並傳播一致的方法學，以產出準確結果，特別是在需要跨場址、價值鏈或企業進行比較或彙整的決策情境中。現有方法尚未能在所有產業或企業間，產生全面且可比較的影響因子。

此外，評估結果在企業帳務與流程中的整合程度有限，也削弱了其對行動的支援能力。知識及其應用方面的明確缺口包括：a）與企業決策相關的資料；b）資料的可近用性與透明度；c）證據的完整性；d）方法的採用程度；e）方法的適用性。

補足這些缺口，將大幅提升企業衡量其衝擊與依賴關係的能力，並有助於其理解風險與機會，進而加速對企業與生物多樣性皆有利的行動。優先行動可包括：

a）促進企業更廣泛採用現有方法與知識，並將其整合至企業會計與管理系統。

b）蒐集並分享可比較的資訊，包括透過揭露機制，關於企業活動、地點、營運與價值鏈的資訊。

c）提供情境分析，以支援依據既定目標與標的進行績效評估。

d）提供可操作的指引，協助企業依其情境與需求選擇適當方法。

e）透過包含原住民族與地方社群的參與式方法，共同創造基於方法與知識的行動。

易於理解、標準化、透明、可互通、實用且可行動的資訊，是企業與金融機構選擇有利於生物多樣性與社會行動的基礎。要將揭露與認知轉化為全社會層級的知情行動，需要具體且依情境而定的知識，以理解企業對生物多樣性及自然對人類貢獻的衝擊與依賴關係。

就依賴關係而言，強制或自願揭露可支持科學進展，使目前在工具與方法中代表性不足的非物質性與調節性自然貢獻，得以被更準確地衡量，例如休憩、學習與啟發、身分認同的支持、污染物調節、氣候調節與授粉。

KM10.建立促成性環境可為企業、生物多樣性與社會創造誘因，邁向公正且永續的未來。

在現行條件下，對企業而言的獲利行為，往往導致生物多樣性流失；而對生物多樣性與社會有益的行動，則經常缺乏經濟誘因。企業多以財務重大性為核心，追求短期目標與獲利，進而削弱其因應具系統性、長期影響問題的能力。為解決此一問題，已有努力要求企業不僅考量財務重大性，也須關注對生物多樣性與社會而言的重要性。儘管這有助於企業與金融機構在決策時納入多重面向，卻仍延續了一種將獲利與生物多樣性視為取捨關係的制度架構。

建立能為生物多樣性保育與永續利用，以及自然對人類貢獻提供誘因的促成性環境，有助於使「具獲利性」與「對生物多樣性與社會有益」之行為相互對齊。此一環境的建立，將使企業與金融機構成為推動轉型、邁向公正與永續經濟體系的正向行動者，透過因應彼此相互連結的生物多樣性流失、氣候變遷與污染問題，發揮關鍵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