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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上一篇智慧電網技術面的討論，本篇將從法律觀點進一步了解，我們應該如何看待智慧電表的隱私權議題？智慧電表所蒐集、回傳的資訊，真的會像「住家搜索」一樣讓你毫無隱私嗎？

資策會科技法律研究所的洪政緯專案經理，首先以美國伊利諾州瑞柏城（Naperville city）的智慧電表訴訟案為例，說明在美國智慧電表與隱私權的討論已上升至憲法層級。部分瑞柏城居民認為，電廠透過裝設智慧電表所取得的資料與住家搜索無異，侵犯了人身權利，並依美國憲法第四修正案[1]提起告訴。最終於2018年8月由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作出判決，認為電廠是基於公共利益裝設智慧電表、蒐集資訊，以便調度能源與推廣節電，但居民應有權利選擇是否安裝智慧電表。

台灣政府在推動智慧電表的過程，要如何加強法律的規範，以兼顧蒐集電力資料的需求並保障民眾隱私權？洪政緯專案經理指出可分為兩部分討論，一是規範電力資料取得者的義務與可應用範圍，例如誰可以索取哪些資料。目前台電掌握了全台用電資料，主管機關是否可從《能源管理法》進一步要求台電提交資料，以便於更細部的能源政策評估；二是就資料自主權、資料安全，包含個人資料保護、資訊安全標準等議題，在《個人資料保護法》與《資通安全管理法》上深入探討。

國際上推動智慧電表普及與智慧電網的建置，也曾面臨隱私權、開放資料與資訊安全的疑慮。其中美國政府推動綠色按鈕（Green Button）制度，使民眾可以透過app或網頁查詢自己家的用電資訊，以及電力資料的授權情況，作為資料開放與消費者監督的機制。另一方面美國政府也要求，電力供應商與能源服務業者，需統一資料格式、整合至該平台，方便民眾查詢確認。同時要求電力公司皆需簽署「自願行為守則」聲明書，以保護用戶隱私權。

英國要求能源供應商善盡提交資料的義務，來決定是否發放供應商的電業執照。並以政府角色制訂智慧能源守則（Smart Energy Code）來要求能源供應業者與服務業者，保障個人資料安全，並為了更趨完善，不斷改版該守則。日本以電力平穩化[2]為主要訴求來建構智慧電網，要求電業有義務協助用戶裝設家庭能源管理系統（HEMs）、提供資料可視化等功能，便於進行需量反應[3]與電力尖峰負載調度等措施。日本以簽訂契約的方式蒐集與管理用戶資料，全部委託第三單位或大規模HEMs資訊整備事業處理，日本經產省業已完成HEMs資料蒐集利用手冊1.0版，並依此為電力資料隱私權的規範基準。

回到台灣的進展，洪政緯經理指出，若將資料使用的法制發展分為5個層次：建立電業資料提交義務、確保消費者有權利取得詳細的電力資料、透過中介機制確保個人資料保護、建立資料互通性與品質、產生資料利用的生態，而我們仍處於建立資料提交義務的階段。未來，政府若要建立智慧電網的商業模式，資料應用與中介產業是不可或缺的一環，因此應著手完善法規、保護資料應用過程的隱私權，以及提供產業發展過程可依循的規則。

面對民眾所擔憂的個人資料安全問題，我們仍應先界定智慧電表回傳的資料是否屬於個人資料[4]，確認法律規範是否達成保護個資訴求。雖然從前述技術面說明可以知道，智慧電表回傳的訊息能夠基本判斷出家戶的作息。但事實上，智慧電表回傳的資料，是否能夠確實與家戶中特定的個人相連結，仍有討論空間，因此未來電業若將資料去識别化，使其成為「集合性資料」，亦不失為推動電力資料應用，同時保護個人隱私的方式。

現場與會記者也踴躍提問，關於智慧電表與隱私權的議題。技術面的提問包含：智慧電表使用無線網路來傳輸資料，為何會成為台灣發展智慧電表的阻礙？是否可用其他技術來取代？中國發展智慧電表技術時，似乎也可用有線方式傳輸，為何台灣不採用？此外，老師的說明中提到，家戶可以安裝表後表（behind the meter）[5]來得知家中的用電狀況，雖然誤差較大但成本較低，對民眾的感受度而言，誤差5%與0.2%的差別不大，已有研究顯示如果讓民眾掌握自己的用電狀況，就能有效控制用電量並達成整體的節電效益，為何台灣選擇推動智慧電表，而不是鼓勵民眾裝表後表就好呢？台灣或國外是否有出現表後表的經濟模式？即便是同一個地區，安裝智慧電表、通訊模組或傳輸系統的時間可能有差異，這些差異是否可能因為機器汰換前後的版本不同，或因不同時期的技術落差，又或因家戶未更新系統等問題，而無法有效回傳資訊，導致系統性的電網調度危機？

蔡孟伸老師回應，確實無線與有線皆可傳輸智慧電表的資訊，台灣實際上也是兩者皆有應用，特別是當電表位於地下室，幾乎無法使用無線網路傳輸時，改走有線網路是唯一選擇。而台灣主要採用無線網路，是因為台灣的電線電纜等基礎設施布建完成率已經相當高，若為能採有線傳輸而拆換全部的線路，成本相當高昂；中國因基礎建設完成率較低，於是後期布建時就將網路線與電纜線做在一起，便於有線傳輸資訊，相較於全數拆換更新，中國從無到有的布建相對容易。

對家戶而言，也許電表誤差影響不大，假設每戶每月用電是300度，以目前的電費來看，即便誤差率高達5%，可能不過是加減30元內的差別。但它是累積的效果，以目前全台約1400萬低壓用戶來看，假設大家都誤差1%，每戶誤差大概2塊錢，但對台電而言卻可能是2800萬的差別。而且以台電作為售電業者的角度，必須將電力使用的統計落差降至最低，才能確保計價時對所有用戶的公平性。因此台電身為智慧電表的主要推動者，在換裝智慧電表的過程中，訴求更精密的電表技術及用電統計的精確程度，是達成公平的必然方向。

表後表能否發展成商業模式？首先牽涉到成本，蔡老師表示，因為他個人有相關的技術，因此在成本上只需負擔購買電表的費用，也因為只是觀察自己家的狀況所以不需訴求精準。但若一般人要做這件事，即便電表本身的成本不高約500元，但在計入人工安裝費用後，整體成本可能變成2500元。因此台灣目前安裝表後表的家戶仍是少數，但國外確實已具潛力發展成商業模式。

雖然因為安裝智慧電表的時間不同，會有智慧電表、通訊模組的版本差異，但目前智慧電表的安裝與發包，已從統包制（電表與通訊模組都由電表廠商負責），改為分包制（電表廠商只負責裝設電表，由通訊設備廠商安裝通訊模組），較不會發生過去不同電表廠商安裝的電表，即便規格相同但因細部設定差異，導致通訊模組回傳的訊息無法互通，而使整個電網無法運作與調度電力。因此若單一家戶或小區域電表因版本問題，造成資訊無法回傳給電廠，首要影響的主要是特定家戶無法計費與收費問題，對於整體電力調度並不會有太大影響。對於通訊模組可能有版本差異、家戶未定期更新系統，導致電力資料無法順利回傳等潛在問題，台電已著手規劃遠距更新技術，由電廠端負責更新家戶的智慧電表通訊系統。

在法律層面的提問包含：台灣目前是否有潛力，發展資訊中介產業與建構商業模式？未來要求住商建築主動公開用電資訊，將是NGO的重要倡議方向。因企業並非家戶與個人，要求商業建築公開用電資訊，是否涉及隱私權問題或妨害商業秘密？智慧電表所蒐集的資訊，除了用於能源政策評估與電力調度外，有沒有可能與其他研究或評估結合，例如用於經濟景氣預測？台電如何使資料去識別化？在一個鄰里之中，企業的用電量相較於一般用戶本就高出許多，公布鄰里資料是否可以辨識出特定企業？老師有提到由用戶授權提供，將是開放資料的解方，但以過去向台電申裝電表的經驗，並不曾簽署任何資料授權文件，目前台電所公開的資料是否違反隱私權？家戶或個人能否要求電廠僅將智慧電表回傳的電力資料用於計費，而不授權電廠將資料應用於其他研究或商業用途？

洪政緯專案經理回應，透過第三方中介機構，蒐集用戶授權同意與電力使用資料，再與其他產業洽談合作，是國外正在發展的資料應用商業模式。在台灣，中華電信與遠傳也曾在電信資料應用上，嘗試複製此模式，進入資料應用的商業領域。若針對能源領域的資料應用與服務而言，台灣的能源服務業（ESCO）應有實力與潛力發展相關的經濟模式。

在討論推動住商建築用電資訊公開會否涉及隱私權與商業秘密前，我們應先清楚區分與定義，可將住宅與商業建築分開來看，其中商業建築的用電資料也還可以再分為公共用電與個別企業用電。若今天在倡議的過程中，主要的訴求是希望商業建築針對公共用電，安裝用電可視化系統、能源管理系統，並揭露能源使用資訊，都是可行的推動措施，比較不會涉及隱私權問題或妨害商業秘密。但若將資訊揭露的範圍設定為整棟建築，包含公共用電與個別企業用電，則須經過個別企業的同意，並以自願性作為公開資訊的基礎。目前台電在網站上公開供一般民眾查詢的資料，也是以鄰里或是產業別作為分類，不會公開特定建築的用電資料。

然而，無論智慧電表所蒐集的資料來自住家或是企業，要判斷是否與個人資料保護或營業秘密保護有關，還需要將這些資料與個人作息、產業發展、產量預測、經濟景氣等判斷連結，進一步釐清雙方的關聯性，並透過特定的研究途徑分析，較難以單純由智慧電表所蒐集的資料進行判讀。因此，即便不同機器、製程，在智慧電表的用電紀錄中，呈現的狀態不同，在尚未進行研究分析前，很難直接將用電量與經濟、景氣、產量的關聯性作直接連結。

如同前面所說，台電目前所公開的用電資料已經去識別化，雖然不同鄰里的用電量有高有低，但因為公布的用電資料，須包含一定的戶數或一定的地理範圍，亦不會公布特定電號／家戶／建築的用電量，因此即便知道企業的所在地，也無法將該地的電力資料與特定企業連結。

現在向台電申請裝設電表時，會依照計費方式的不同，安裝不同的電表。若採用累進費率裝設的是一般機械電表，採用時間電價則會安裝電子式電表，雖然電子式電表同樣有按時記錄用電資訊之功能，但目前台電所統計之電力資料，就是作為計費使用，不會經過資料利用同意之程序，也沒有資料利用之授權問題。即便台灣推動低壓智慧電表建置，換裝的家戶僅能由台電主動挑選，且所得資料仍視為台電所有，並以內部研究分析為主要用途，相關個資保護程序尚未建置完全。未來若台灣想要建立資料應用的商業模式，仍應得用戶之同意。

在沙龍的最後，周桂田教授提出，台灣布建智慧電表的過程，相對於國外，仍面臨轉型遲滯的結構性問題，形成系統性的風險，影響整體能源轉型推動進度。蔡孟伸教授亦回應，電力公司在推動智慧電表的過程中，的確相對保守，在原有系統運作順利沒有出現問題的情況下，缺乏主動改變的動機與意願。取得用電資料進行電力調度評估，是初期推動智慧電表的重要目標。在此前提下，台電積極推動高壓用電戶換裝智慧電表，原因在於高壓用電戶雖然只有2萬多戶，但其用電需求佔全台用電量的60%左右，對台電而言是成本低、高效率的用電資料取得方式。然而一般低壓用戶，戶數多、投資成本高，對於「取得用電資料」這個目標的助益卻不顯著，在看不到廣泛布建後的利益之下，台電推動的速度相對緩慢。蔡老師也提醒，智慧電表的裝設日漸廣泛，現階段為了保護資訊安全，無論是電表與通訊模組之間的訊息傳輸，或是通訊模組與中央控制系統的訊息傳輸，都經過層層加密，設計的相當複雜，也因此裝置成本與資訊傳輸成本都相當高。[6]未來資訊安全的加密成本，會否因此成為廣泛布建智慧電表的障礙，仍有待觀察。

會議主持人劉華美教授總結，從今天的討論中可以看到，面對政府廣泛推動智慧電表布建的潛在影響，在技術與法律之間仍存在認知差異，對潛在風險的想像亦不相同，仍需進一步討論與研究，並促進彼此的對話與溝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