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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新興科技媒體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陳璽尹

社群媒體被發明之前，資訊曾有許多古老的傳遞形式，例如口傳，例如詩歌，例如廣播、報紙、書籍與雜誌。但在社群媒體盛行的今日，資訊的載體幾乎無所限制，所有可以數位化儲存的資訊都能輕易地搜尋、翻查，重新再流行。這些資訊不會絕版，不會遺失，能夠無限制地複製並留存，再以各種形式輸出重製。資訊的意義不再只是傳送者與接受者之間的訊號傳遞，資訊被鑲進巨大的社會脈絡中，在每一次的溝通中重新建構意義。

2004年臉書創立以來，社群媒體上所傳遞的巨大資訊量一直是大家關注的焦點，但一直到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全世界才開始注意到，這些資訊中的假訊息造成不容小覷的影響。它輕則影響人們的日常，像是吃什麼、使用什麼療法、買什麼樣的商品，重則可能讓股市重挫、讓政黨輸了選舉。假的資訊如何在網路世界裡傳散、人們如何理解、為何分享，人的信念、行為與決定如何受到假訊息的左右，從此之後，成為各領域學者重要的研究課題。

2018年，波蘭的研究者謝米斯瓦夫．華薩克（Przemyslaw M. Wazak）等人，整理了波蘭2012年至2017年在臉書上的生物醫學資訊，發現四成都含有錯誤資訊，且被分享了45萬次[1]。2019年徐熙又（音譯，Siyu Shi）等人發現，以大麻搜尋癌症療法的次數，要比正規療法多出十倍，而將大麻錯誤描述為癌症解藥的假新聞，在社群媒體上有426萬次的分享，澄清這則謠言的訊息卻只有36,000次[2]。這些研究開始關注社群媒體上所流傳的訊息，似乎重塑了人們認知的世界。其中，假訊息相較於真訊息所受到的高度關注，又特別令人好奇。假訊息存在何種魔力，讓數以百萬計的人無法抵擋？

不存在的事情最新奇

2018年索羅許．夫蘇基（Soroush Vosoughi）等人在《科學》（Science）期刊發表一篇研究[3]，他們搜集網路平台（twitter）上的數據，來研究真訊息和假訊息的傳播模式。研究使用了2006到2017年間126,000則以上的訊息，用假訊息查證組織所界定的真訊息與假訊息，來看這兩種訊息傳播時的速度、廣度，以及觸及人數。研究發現，假訊息比真訊息傳播地更快、更廣也更遠。假訊息相較於真的訊息，被分享的可能性高了七成。觸及最廣的假訊息輕易就超過1000人，甚至1,000,000人，但一則真訊息最多也極少觸及1000人以上。可能有人認為，這是因為傳播這些假資訊的人，有比較多的追蹤者、活躍於twitter，但研究發現樂於分享假訊息的使用者，相較之下並非重度的twitter使用者，他們追蹤較少的人、也被較少的人追蹤。

索羅許．夫蘇基等人發現，假訊息廣泛且迅速的傳散，主要原因並不是惡意程式自動推廣這些訊息，而是存在於真實世界的人一次一次地轉傳，以至於擴散。假訊息的新鮮程度，明顯比真訊息來得高，也更獨特。但研究仍無法得知這些假訊息的新奇程度，是不是真正驅動使用者傳散訊息的原因。只是，使用者傾向轉傳新奇的消息，而假訊息的確具有得天獨厚的條件，它們既不需要按牌理出牌，也不需要根據事實來建構，天底下最新鮮的事情，非憑空捏造的假訊息莫屬。

但這些假訊息，又或稱作謠言的不實資訊，是如何像病毒一樣，迅速入侵使用者的網路空間，又有多長的傳散壽命？

謠言的壽命與同溫層

2015年義大利學者米凱拉．維卡利歐（Michela Del Vicario）使用數據模型來研究謠言的傳播速度和廣度[4]。研究中主要使用兩種謠言，一種是陰謀論謠言，另一種是科學謠言。他們利用臉書使用者所分享的公開資訊，收集了五年間（2010-2014年）這兩種謠言第一次出現和最後一次出現，以及期間它們被使用者分享的數據，以了解這些訊息傳播的模式。研究發現這兩種謠言都會快速傳播出去，在兩個小時內達到高峰，接著傳播速度會趨緩，第二波的高峰約在20小時左右。而且仔細分析這些訊息最迅速擴散的時段，約有六成謠言是5小時，更有約二成謠言它們快速擴散的時間高達24小時。

謠言傳播這麼快速，但謠言的性質不同，則可能產生不一樣的傳播廣度。維卡利歐等人發現，陰謀論謠言經過愈長時間的傳播，傳播範圍愈廣，但科學謠言的傳播廣度卻不會因為較長的資訊壽命而更廣泛。要傳播這些謠言，必須要有夠類似的訊息接收者，將它們傳播出去。研究發現，無論科學謠言或是陰謀論謠言，傳播這些訊息的群體若具有高度同質性，是驅動謠言傳散的主要動力。研究提到，並不是同一群人有能力大量轉傳這些資訊，而是不同的內容會製造出不同的同溫層，而同溫層裡的同質性驅動了訊息傳播。

我們為什麼相信謠言？

訊息的內容、真假、出現時機皆有差異，訊息如何標記真偽也還有爭論空間，但無論如何，訊息若不經由接受者傳播，那也沒有傳散的可能。究竟，訊息接受者為何會相信錯誤的資訊呢？

當我們日常性地使用社群媒體獲得各式資訊，資訊品質的優劣不再是傳散資訊的標準，我們接觸到錯誤資訊或假消息的機會，也比過往來得高。心理學家發現人們在重複接受某些資訊後，就容易覺得這些資訊是真的；心理學家提出的解釋是，因為重複接受這些訊息後，增加了我們處理這些訊息的流暢度，以至於這些訊息更容易被人們推論為真[5]。早在1977年就發現的這個現象，稱作「真相錯覺效應」（illusory truth effect ）。

2018年，耶魯大學的研究者高登．佩尼庫克（Gordon Pennycook）等人想知道，當我們在社群媒體上滑過假新聞，是不是也會發生真相錯覺效應，讓這些假新聞更容易被錯認為真的。他們問：受試者先前接觸到的假新聞標題，會讓他們更容易判斷這些新聞標題是真的嗎？這篇發表在《實驗心理學期刊：總論》（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上的研究發現[6]，受試者接觸到新聞標題時，只是被要求去判斷自己是否會分享這篇訊息，而不論受試者決定與否，只要受試者看過這些資訊，後來判斷這些已看過的資訊為真的程度，都比陌生的假資訊來得高。也就是說，不論我們初始接受訊息時是否相信，多看幾次，這個訊息在人們心中的可信度都增加了。但慶幸的是，這樣的效應還是有邊界。若這個訊息太不可信，太牴觸接受者所擁有的知識或信念，即使重複也不會增加它的可信度，像是，無論再看幾百次，你都不應該相信地球是平的。

澄清假訊息的效果

上述那份2018年的研究報告，佩尼庫克等人還想知道對訊息接受者來說，查核組織的查證行動是否奏效，能不能有效干擾「真相錯覺效應」，讓訊息接受者不會因為重複看到錯誤訊息而提升那則訊息的真實度。研究者在其中一個實驗裡呈現假新聞標題時，同時出現警告，標示這則新聞標題「經第三方事實查核組織認證為誤」。實驗結果顯示，這些警告的效用並沒有發生在那些假新聞標題上，反倒是當他們判斷新聞標題的正確性時，不論真假新聞，受試者認為整體新聞的正確性都下降了。那麼，受試者再次看到曾被標示為有誤的假新聞標題時，他們認為這些資訊的正確性，有比他們第一次看到的假新聞，更正確嗎？很不幸，是的，真相錯覺效應再次發生。曾被標記為有誤的假新聞標題，再次看到時，受試者認為它們的真實程度，仍然比第一次出現的假新聞標題來得高。

「真相錯覺效應」極其堅固，佩尼庫克等人發現，即使受試者看過警告標示，即使這些資訊與接受資訊者的政治立場不一致，即使資訊接受者根本沒有意識到自己曾見過這些資訊，即使過了一個星期，真相錯覺效應都堅實存在在訊息接受者的表現上。

謠言真的堅不可摧？

政治學家布蘭登．尼漢（Brendan Nyhan）和傑森．雷弗勒（Jason Reifler）在2010年發表一篇研究[7]，他們發現若事實與資訊接受者的立場極度相左，在他們接受謠言後再給予事實澄清，反倒會加強他們當初與謠言一致的信念，強化原本的意識形態。這是有名的「逆火效應」（backfire effect）。但是逆火效應卻不如上述的真相錯覺效應那樣穩固，湯馬斯．伍德（Thomas Wood）和伊森．波特（Ethan Porter）於2019年發表的大規模研究[8]，納入了一萬多名的受試者與52個議題，他們發現，受試者在接受到謠言之後再接受可澄清謠言的事實，甚至在最極端立場的受試者身上，都不見逆火效應；反之，資訊接受者的立場與信念，因為接收到了事實而改變。

資訊接受者要改變態度與信念，也許和人們初始接受到假訊息時的環境，或事實的呈現方式有關。陳雯佩（音譯，Man-Pui Sally Chan）等人在2017年的整合分析研究發現[9]，當受試者閱讀了假訊息之後，雖然的確會因為之後的澄清訊息，而削弱對假訊息的相信，但這個澄清訊息必須要有足夠的細節，若只是單純判別訊息真偽，卻不提供充分理由，並不會削弱假訊息的影響力。有趣的是，如果受試者在第一次接受假訊息時，自己找到理由去支持它，即使之後接受到足夠細節的澄清訊息，都不會削弱這個假訊息的影響力，受試者對假訊息的信念反倒更加頑固。

羅伯特．布羅拉頓（Robert Brotherton）是位研究人們為何會接受陰謀論說法的社會與認知心理學家，他認為，人們之所以會相信陰謀論，或多或少是生而為人的基本認知需要。我們傾向去找尋事件發生的模式而不接受事件只是隨機發生，我們想要看見事件發生的原因，而不接受它無可解釋。面對愈嚴重的事件，我們愈容易相信有人為痕跡，像是新冠病毒是人工合成的流言至今還在延燒，但如果只是打個噴嚏，天氣轉涼就是夠好的解釋。據布羅拉頓的說法，相信陰謀論或謠言，只是人類趨吉避凶的本能而已。而身為傳散與接收訊息的我們，在理解更多關於訊息與謠言的資訊後，也許我們能夠做的，是謹慎看待資訊的流通，並寬待誤認資訊為真的自己與他人，為自己的信念，保留足夠的空間去應對這個急速變化的數位世界。

註釋及參考資料：

[1] Waszak, P. M., Kasprzycka-Waszak, W., & Kubanek, A. (2018). “The spread of medical fake news in social media – The pilot quantitative study.”Health Policy and Technology,7(2), 115-118. doi:10.1016/j.hlpt.2018.03.002

[2] Shi, S., Brant, A. R., Sabolch, A., & Pollom, E. (2019). “False News of a Cannabis Cancer Cure.”Cureus, 11(1). doi:10.7759/cureus.3918

[3] Vosoughi, Soroush, Deb Roy, and Sinan Aral. (2018) “The spread of true and false news online.”Science, 359(6380), 1146-1151.

[4] Del Vicario, M., Bessi, A., Zollo, F., Petroni, F., Scala, A., Caldarelli, G., Stanley, H. E., & Quattrociocchi, W. (2016). “The spreading of misinformation onlin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3(3), 554–559.

[5] Newman, E. J., Jalbert, M. C., Schwarz, N., & Ly, D. P. (2020). “Truthiness, the illusory truth effect, and the role of need for cognition.”Consciousness and Cognition,  78, 102866.

[6] Pennycook, G., Cannon, T. D., and Rand, D. G. (2018). “Prior exposure increases perceived accuracy of fake news.”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47(12), 1865–1880.

[7] Nyhan, B., Reifler, J. (2010). “When Corrections Fail: The Persistence of Political Misperceptions.”Polit Behav 32, 303–330.

[8] Wood, T., Porter, E. (2019). “The Elusive Backfire Effect: Mass Attitudes’ Steadfast Factual Adherence.”Polit Behav 41, 135–163 .

[9] Chan, M. S., Jones, C. R., Hall Jamieson, K., & Albarracín, D. (2017). “Debunking: A Meta-Analysis of the Psychological Efficacy of Messages Countering Misinformation.”Psychological Science, 28(11), 1531–15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