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C 資料庫
議題背景：
本月16日，成功大學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教授吳治達研究團隊於《健康與地方》（
研究的另一部分是反推若提升綠地比率，可能為國家帶來的收益。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的宜居建議，以住家為中心，半徑300公尺範圍內應該至少有0.5公頃的綠地。據此，研究採用健康指標與評估研究所（IHME）提供的「失能調整人年（DALY）」作為指標，這個指標是以模型估算罹患躁鬱症導致失能或死亡的年齡與平均壽命的差距，並將這個差距視為因躁鬱症而損失的潛在健康壽命，並結合前述台灣的資料來估算。研究發現若台灣未達標的50個鄉鎮的綠地都提升到符合WHO標準，將讓綠地對躁鬱症的壽命與經濟效益增加10％，為國家增加236萬美元的收益。本研究涉及跨領域的專業，台灣科技媒體中心邀請空間地理資訊、景觀與躁鬱症專家短評該如何看待研究結果。
研究原文：
- Asri, A. K., Yeh, C.-H., Chang, H.-T., et. al. (2023). "Greenspace related to bipolar disorder in Taiwan: Quantitative benefits of saving DALY loss and increasing income." Health and Place. 83: 103097.
新聞稿： 新聞稿
專家怎麼說？
2023年08月11日
成功大學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副教授 吳治達（本研究通訊作者）
Q1. 這個研究為什麼重要？
綠地可以透過減少空污、調節微氣候、降低高溫等功能而改善環境的永續性，也可使人放鬆、恢復注意力及增加與人群互動之機會，促進心理健康。但有無可能把這樣的健康效益「量化」為大家可以衡量的指標呢？基於這樣的概念，我們在研究中選用「壽命」及「所得」這二項與民眾及政府切身相關的指標，並以當前廣受重視的躁鬱症做為疾病標的。研究估算接觸綠地所降低的躁鬱症風險、民眾可增加的健康生活壽命，以及連帶的所得，將綠地對人類心理健康的促進效益轉換為可以量化的指標。期待這樣的結果能提升國人及政府對綠地與自然環境的重視。
Q2. 這個研究的限制為何？
如上所述，綠地可提供多元之正向效益。單以心理健康來說，綠環境提供放鬆、恢復注意力及增加與人群互動機會等功能，這些功能不僅對躁鬱症有幫助，對於其它精神疾病如憂鬱症、思覺失調症等的預防一樣有所助益。本研究受限於人力物力，僅針對躁鬱症進行分析，某種層面來說仍然「嚴重低估」了綠地的功效，建議後續可進一步分析其它心理疾病，以更完整呈現綠地在心理健康促進上的價值。
Q3. 我們怎麼理解「失能調整人年」的意義與限制？
「失能調整人年」指標中共包含兩個部份，亦即(1)一個人因為得了某個疾病而提早死亡的壽命、以及(2)因患病無法正常生活的壽命。「失能調整人年」是目前國際間廣被用以估算疾病負擔的一種量化指標，其計算過程中需使用到很多在地化的參數。本研究目前所使用的數據是國際組織所估算的台灣數值，未來如果能有國內計算的成果，應更有代表性。
Q4. 我們可以理解為，綠地太少是造成躁鬱症的原因嗎？可以把增加綠地作為預防或治療躁鬱症的方法嗎？
影響躁鬱症的風險因子很多，綠地的多寡或許不是最重要的因子，但透過本研究統計分析結果可知其確實會影響躁鬱症的變化。因此增加綠地比例以及提高接觸綠地的機會，對躁鬱症應有正面的效益。
2023年08月11日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休閒產業與健康促進系助理教授 李曉昀 （本研究團隊成員）
Q1. 這個研究為什麼重要？
過去很多研究證實綠地對人體健康的重要性，例如：綠地能夠捕捉空氣中的灰塵，改善空氣品質；或是作為大眾運動或社交的理想場所，協助釋放壓力、放鬆身心並提升身心健康。但過去研究結論僅止於「綠地具備健康效益」，但卻少有研究將效益進行量化。所以本研究基於綠地的健康效益，以兩項大眾所關心的指標「壽命」及「所得收入」把健康效益轉換為可以衡量的數字，使大眾對綠地的健康效益有實質的切身感受，並鼓勵大眾多接觸綠地及喚起政府對綠地規劃的重視。
Q2. 這個研究的限制為何？（例如，模型推估本身的誤差與限制，選擇不同指標會不會影響結果，相關性研究可能難以界定因果關係等）
因為這研究是採大型資料庫進行分析，無法針對個人接觸綠地的實際行為（例如接觸頻率、接觸時間長短）等進行更細緻分析。但綜整過去理論、前人研究結果和本研究結果仍可推論綠地對躁鬱症有正向健康影響。
Q3. 我們怎麼理解「失能調整人年」的意義與限制？
「失能調整人年」常用於公共衛生領域，是一個用來衡量疾病負擔的指標。這是一個以時間為基礎的測量，其概念包含: (1) 因提早死亡所損失的生命年數，以及(2)因疾病導致非健康狀態活著的年數。使用失能調整人年來衡量疾病對人的負擔，必須注意這指標僅用「健康年份損失」來衡量一個疾病的影響程度，而忽略了該疾病對社會或經濟等層面之影響。
Q4. 我們可以理解為，綠地太少是造成躁鬱症的原因嗎？可以把增加綠地作為預防或治療躁鬱症的方法嗎？
躁鬱症的成因相當複雜，包含遺傳或是環境因素，非單一因素造成。因此我們不能直接論定綠地太少就會造成躁鬱症。但本研究結果可推論綠地與躁鬱症確實有關聯性，且歐美推行大自然處方籤已行之有年，因此建議未來可以將多接觸綠地作為預防或治療躁鬱症的方法「之一」。
2023年08月11日
台北榮民總醫院社區復健精神科主任／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醫學系教授 李正達
每個人的精神健康與所處的心理、社會的壓力源之間有著很大的相關性。早期研究發現慢性壓力會造成躁鬱症風險增加，目前研究主要認為可能透過誘發大腦神經發炎反應，而導致大腦情緒管理中樞的功能缺損，跟導致躁鬱症最為相關的大腦情緒迴路以及分子機制也有研究[1][2]。然而，是否城市綠地比例與精神疾病有顯著的關連性仍缺少大型研究來證實。
本研究利用台灣特有的資料庫，來客觀分析台灣各城鄉綠地與雙極疾患（bipolar disorder-BD，俗稱躁鬱症）之間的關連性。研究主要利用一個指標NDVI（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來評估每個地區的綠地比例（greenspace availability），而躁鬱症的診斷則利用健保資料庫中的國際疾病碼ICD-10第F31類別來得知，研究結果發現各城鄉綠地比例與雙極疾患之間有著顯著的負相關，也就是綠地愈多、則躁鬱症的比例愈低。研究結果提到，相較於低比例綠地的城鄉，中比例及多比例綠地的城鄉分別能減少21％（RR=0.79）以及減少51％（RR=0.49）的躁鬱症可能性，此外，此研究也特別去計算躁鬱症所導致的失能及生產力下降（DALY），發現增加綠地的比例，能減少10.97%與躁鬱症有關的DALY損失、而增加11.04%的生產力產生的收入，此全國性研究結果首度的提供了一個直接的證據，支持城市綠化對人們精神健康的價值。
雖然本研究提供了客觀的指標，證實環境與情緒疾患之間的關連性，然而，仍有些值得後續再觀察及研究的地方，例如，本研究所運用的綠地比例，並不能直接代表每個居民對綠地的使用率以及對綠地的實際感受，畢竟不見得每個人都是大自然的愛好者。
此外，本研究所使用的躁鬱症診斷方法是利用特定的國際疾病碼，除了未來可以再用更好的方法來確定診斷，例如精神科醫師直接診斷性的會談之外，躁鬱症此疾病其實臨床表現非常複雜、也有許多診斷的次分類（例如第一型躁鬱症、第二型躁鬱症、光譜疾患的躁鬱症），更不用提有些情緒疾患的個案其實是憂鬱症、而不是躁鬱症。不同診斷背後的成因各異，有些社會與心理的環境壓力源可能在病因中扮演了較重的角色，而有些則更受到生理因子例如基因及大腦狀態的影響更大。這些細節未來都值得進一步的利用前瞻性收案的研究來仔細分析，以及長期追蹤，確認實際暴露在綠地環境是否會顯著的影響情緒疾患的出現、以及情緒疾患所導致的功能生產力下降。
本研究首度的利用全國性的資料來研究一個很重要的臨床議題，且結究結果已初步的提供客觀證據支持綠化程度，也就是好的生活環境，對於民眾精神健康的有著正面的影響，這個研究結果非常值得關注。綠地太少雖然不是造成躁鬱症的主要原因，但增加綠地或許可減少患躁鬱症風險以及減低疾病嚴重性。
Q1. 這份研究為什麼重要？
森林綠地可以提供許多重要的生態系統服務功能，近日廣受討論的碳匯及碳定價議題即是一例。這些日常生活習以為常的重要功能，在過去並沒有被良好的量化或貨幣化，以致於民眾較易忽略森林綠地的重要性。本研究中由兩項很直觀的量化指標：「壽命」及「所得」來量化森林綠地在促進心理健康上的功效，這樣的表達方式，可以很直接的讓民眾甚至政府了解森林綠地到底能為我們做什麼，這對於推廣森林綠地的重要性具有很實質的幫助。
Q2. 研究有哪些推論上的限制？
為搭配資料取得的年份，本研究是以2013年與2014年兩年期的資料為基礎進行分析。我們知道全球心理疾病的案例數在過去十年來飛快成長，建議未來當資料可取得時，可改採更新的資料，如2020年以後的資料，所得出的研究結果，應該更能反映台灣當前的綠地心理健康效益。
Q3. 研究中的綠地，是自然植物的還是人造景觀（例如：假花、假樹）對心理健康的影響有沒有差別？若有，差別是什麼？
森林綠地可以透過不同的途逕與機制來影響心理健康，例如自然植物可經由生理機制排放出芬多精等，有益健康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這樣的效應是人造景觀做不到的。然而另一方面，人造景觀如應用得當，亦能營造出美麗、自然的森林生態樣貌，讓人們在進入或觀賞該環境時，便達到放鬆和恢復注意力的效用。
Q1. 這個研究為什麼重要？
在過去，綠地健康效益主要強調對生理健康的影響，如提供戶外活動的機會[3]，然而在現代社會，心理健康日益成為焦點。特別是在COVID-19疫情後，越來越多學者強調綠地對心理健康的重要性。相較於強調綠地提供身體活動所帶來的生理健康效益，這項研究則提供有關綠地與躁鬱症關聯性的實證研究數據。
此外，過去研究多著墨於都市綠地對居民健康的影響，較少關注鄉鎮地區及居民。然而，這項研究特別聚焦在鄉鎮地區，提醒相關研究者注意到鄉鎮綠地所帶來的心理健康效益同樣重要。最重要的是，本研究將綠地的心理健康效益的關係透過模型量化，提供更強而有力的科學證據。
Q2. 這個研究的限制為何？(例如，模型推估本身的誤差與限制, 選擇不同指標會不會影響結果，相關性研究可能難以界定因果關係等）
因為受限於二手資料，本研究雖能瞭解綠地面積與心理健康之關係，卻無法全面獲知居民對綠地的可及性，也就是說，我們無法確定鄉鎮居民是否實際上能使用這些綠地。此外，在探討綠地對健康的影響時，除了依賴客觀指標，過去研究也常藉由詢問居民對綠地的感知程度，以瞭解他們對綠地的實質感受。
雖然本研究存在一些限制，但它為未來研究提供一個有價值的研究框架，作為未來更深入探究綠地與居民關係的基礎。並促使研究者進一步瞭解綠地對於心理健康的影響機制，以及居民如何感知和利用這些綠地資源。
Q3. 我們怎麼理解「失能調整人年」的意義與限制？
失能調整人年是一個衡量疾病負擔的指標，用於評估特定疾病或健康問題，對人類健康所產生的影響。它結合了生命失能年（提早死亡）和生命質量調整年（不健康生活），提供一個綜合的指標，表示由特定疾病或健康問題導致的整體負擔，既包括早逝的損失，也包括因生活質量下降和失能而產生的損失。本研究使用失能調整人年的限制在於，該資料為全國平均值，並非針對研究樣本的個體數據，未來研究也許可透過研究區域的鄉鎮地區分層抽樣，來獲得更接近個體失能調整人年的代表性數據。
Q4. 我們可以理解為，綠地太少是造成躁鬱症的原因嗎？可以把增加綠地作為預防或治療躁鬱症的方法嗎？
研究結果顯示，綠地面積與躁鬱症之間存在明顯相關。然而，躁鬱症是一個複雜的疾病，其發病原因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包括基因、生物學、心理社會以及環境等多個層面。因此，無法僅將發生躁鬱症歸因於缺乏綠地。
從公共衛生的角度來看，增加綠地可被視為一種促進大眾心理健康的環境改善措施。然而，針對躁鬱症的治療和預防，需要更加深入地了解個體的發病原因和多重因素。治療躁鬱症通常需要綜合性的方法，包括藥物治療、心理治療、支持性療法以及生活方式的改變。
參考文獻：
[1] Li, C. T., Yang, K. C., & Lin, W. C. (2019). Glutamatergic dysfunction and glutamatergic compounds for major psychiatric disorders: evidence from clinical neuroimaging studies. Frontiers in psychiatry, 9, 767.
[2] Tu, P. C., Bai, Y. M., Li, C. T., Chen, M. H., Lin, W. C., Chang, W. C., & Su, T. P. (2019). Identification of common thalamocortical dysconnectivity in four major psychiatric disorders. Schizophrenia bulletin, 45(5), 1143-1151.
[3] Stanis, S. A. W., Schneider, I. E., & Pereira, M. A. (2010). "Parks and health: Differences in constraints and negotiation strategies for park-based leisure time physical activity by stage of change." Journal of physical activity and health, 7(2), 273-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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