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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背景：

環境部於4月16日公告「紅樹林植林」與「海草復育」溫室氣體減量方法草案，預計經專案小組審查通過後，成為溫室氣體自願減量專案的方法學之一。若「紅樹林植林」與「海草復育」方法學正式通過，會成為未來企業取得碳權的方式之一，若取得碳權則可於台灣碳權交易所上架交易，或抵銷企業本身的碳排放。

過往，台灣政府核可的自然碳匯減量方法學，僅陸地的植樹造林，此為首次開放與海洋碳匯相關之減量方法。然而自然環境可能遭受天災、野火的影響，影響其從大氣中捕捉與儲存二氧化碳的碳匯能力，甚至在極端天氣事件的影響下，反而成為排放二氧化碳的碳源。此外，當涉及需要證明此項措施有「新增儲碳能力」，以獲得可供交易或計入抵換的碳權時，怎麼看待自然碳匯的不確定性？台灣科技媒體中心邀請專家提供觀點。

相關資料（至連結網站，點選氣候變遷署、查詢4/16日公布之草案即可下載檔案）：

• 紅樹林減碳方法學
• 海草床減碳方法學

編註：在溫室氣體減量方法中，有分為「增匯」與「減碳」兩個類型，其中增匯的目的是增加儲存二氧化碳的數量，例如本次的紅樹林植林、海草復育;減碳則主要計算減少多少的排放量，例如提高能源效率、生質能發電取代化石燃料等。

專家怎麼說？

2024年04月24日
國立中興大學生命科學系終身特聘教授林幸助（「紅樹林植林」與「海草復育」溫室氣體減量方法主要作者）

Q1. 您認為透過紅樹林植林或復育海草床，來增加二氧化碳儲存量，對台灣的重要性是什麼？這兩種方法能否增加台灣的碳匯，或更進一步，若能成為可交易的碳權，會不會有助於維護生態環境？

根據台灣2050淨零排放目標規劃，在2050前自然碳匯（包括森林、海洋與土壤）需要再增加60萬噸二氧化碳當量(CO₂e)（二氧化碳當量的定義請參考名詞解釋4）。台灣以往在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冊的碳匯只計算森林而已，未計算海洋與土壤之貢獻量。根據2023年的研究統計[1]紅樹林與海草床的碳吸存能力，每年已達48萬噸二氧化碳當量(CO₂e)，若能納入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冊的碳匯，對於台灣達成2050淨零排放目標達成將有顯著貢獻。

紅樹林與海草床原本就是海岸生物多樣性熱點，同時具有碳匯與生物多樣性之生態系服務。若紅樹林與海草床溫室氣體減量方法學能獲得通過，會吸引企業投入資源復育紅樹林與海草床，加速推動保育生物多樣性與增加碳匯之雙贏策略。

Q2. 您認為透過紅樹林植林或復育海草床，可能的挑戰或是需要注意的風險是什麼？我們怎麼評估植林或復育會不會造成其他的生態問題？您認為我們有什麼策略可以管控風險或規範？

復育地點須審慎評估，應該選擇原先有紅樹林與海草生長的棲地。尤其是紅樹林生長快速，是相對較為強勢的物種，後續須嚴密監測與管理紅樹林與海草的生長範圍，是否會影響邊界範圍外的生態。方法學中均有嚴格規定，復育需使用本土物種，且不得改變周遭水文環境，也只有經由管理監測方式，才能產生碳抵換額度（俗稱碳權）。

Q3. 在目前提出評估紅樹林植林或海草復育的方法中，您認為有沒有高估或低估儲碳能力？您為什麼這麼認為？

此兩種方法學都是遵照國際方法學規範，但採取比較保守的估算方式，所以應該會低估儲碳能力。

Q4. 我們該怎麼理解符合實際狀況下的自然碳匯？例如，在多數的時候，亞馬遜雨林雖然是碳匯，但當遇到天災、野火頻仍的年份，可能會變成碳源，紅樹林植林或海草復育會不會有類似的情況？在哪些情況下，可能會有這個風險？若遇到會不會影響碳權取得？

全球藍碳生態系發生森林野火的機率極低，幾乎沒發生過。

Q5. 水稻田是排放甲烷的重要排放源之一，紅樹林或海草床也具有類似的土壤底質特性，會不會因此導致甲烷排放量增加，減少減碳效益？

紅樹林或海草床的土壤也會排放甲烷與氧化亞氮，所以在方法學中明訂，若環境中鹽度低於18度，或是中度優養化水域，因甲烷與氧化亞氮的排放量會增加[2]，因此在這個環境下，碳匯的計算都需要扣除甲烷與氧化亞氮的排放。

2024年04月25日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環境與生態研究所副教授 曾筱君

透過紅樹林和海草床的復育，除了可以增加二氧化碳儲存量，同時也可能增加生物棲地與多樣性。若妥善管理，這兩種方法都有增加台灣自然碳匯量的可能；若能成為碳抵換工具，則能將企業的資源引入維護生態環境。然而碳抵換工具與可直接交易的碳權，在規範、交易機制和管理方式上仍有所不同，應納入國家整體「碳經濟」的框架中一同討論與全盤規劃，以避免重複計算（double counting）。

紅樹林植林或復育海草床最大的風險是外來種的移入，同時因為由人工挑選與種植，可能因此選取成長速率較快或儲碳量較高的植物種類，造成種植/復育的品種過於單一，因而降低了生物多樣性。自然碳匯有其自然季節與年度間的變異性，極端氣天氣事件（颱風、洪水等）的發生可能會影響碳權的投資與取得。然而若以長時間尺度（科學上的定義為 100 年以上，然而考量市場和管理需求，則至少以 10 年以上）來估算，該事件對於儲碳能力的影響則會下降，建議以較長時間尺度評估碳權和碳抵換方式，以降低極端天氣事件的影響。

目前的研究[3]指出紅樹林和海草床皆為甲烷的排放源，氧化亞氮（又稱一氧化二氮或N2O）則因區域環境而有變異性。雖然鹽水環境的紅樹林和海草床甲烷排放量較淡水濕地環境（例如水稻田）低，然而此抵換方法中僅將鹽度<18區域的甲烷排放量納入評估，而未納入鹽度>18 區域的甲烷排放量， 除了會低估溫室氣體排放量（高估減碳效益），也可能會忽略周遭人為活動對該區域甲烷排放量的影響。氧化亞氮（N2O）也有相同的困境，不過 N2O 在量測上仍有技術和費用的困難，而甲烷的量測在技術和所需費用上已相當成熟，建議方法學中溫室氣體排放量的估算，皆應至少納入甲烷排放量的量測，並在未來全面加入N2O排放量的監測數據。

2024年04月25日
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助理教授 林巧雯

復育海草床除了可以增加台灣的自然碳匯，更有助於維護生態環境，以澎湖水試所復育澎湖的海草床為例[4]，在復育海草床後，以海草床為棲息地的保育類動物三棘鱟也陸續被發現，因此復育海草床也可增加生物多樣性。

Q2. 您認為透過紅樹林植林或復育海草床，可能的挑戰或是需要注意的風險是什麼？我們怎麼評估植林或復育會不會造成其他的生態問題？您認為我們有什麼策略可以管控風險或規範？

Q3. 水稻田是排放甲烷的重要排放源之一，紅樹林或海草床也具有類似的土壤底質特性，會不會因此導致甲烷排放量增加，減少減碳效益？

2024年04月26日
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教授 楊磊

我過去曾經調查過幾處鹹水型人工濕地，種植紅樹林為主。其中大鵬灣的大潭濕地公園以處理養殖與生活污水為主，因此溫室氣體除二氧化碳外，會釋出溫室效應更強的甲烷及氧化亞氮，且其碳吸存的效果也不會像自然濕地那麼多，使二氧化碳得以累積在濕地沉積土層內，因此致使此「類污水處理型」人工濕地非但不是碳匯，且變成碳源。[7]

這個情況也發生在大鵬灣的紅樹林濕地公園，雖沒有直接處理污水，但是大鵬灣水體還是有受到污染，因此也變成碳源，而非碳匯。這情況也發生在高雄楠梓污水處理廠西側的援中高港濕地公園，因處理典寶溪的污染水，調查其碳吸存結果，雖還是碳匯，但因排放大量溫室氣體，使碳匯能力大幅降低。同樣情況也發生在台中的高美鹽沼濕地， 雖是天然濕地，但是由於有排水溝的水帶來一些污染物，流入該濕地，所以也發現有三種溫室氣體釋出的情況，將高美濕地的碳匯量降低甚多。

結論是，廢污水處理型人工濕地絕對是碳源，非污水處理型濕地公園及自然濕地，如果進流水源頭有受到污染，則會降低其碳匯能力，甚至水稻田，也會排放甲烷及氧化亞氮（氮肥所致）。解決之道就是減少污水流入任何濕地，污水處理型人工濕地，要用工程技術手段，改善其生境環境條件，促使甲烷氧化及完全脫氮等微生物作用發生，而降低甲烷及氧化亞氮的產生而釋出。如此，才能使不論任何濕地，維持其碳匯的功能。

2024年04月26日
國立台灣大學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助理教授 蕭友晉

Q1. 您認為透過紅樹林植林或復育海草床，來增加二氧化碳儲存量，對台灣的重要性是什麼？這兩種方法能否增加台灣的碳匯，或更進一步，若能成為可交易的碳權，會不會有助於維護生態環境？

台灣是一個島嶼國家，受到氣候變遷的影響較為明顯，例如極端天氣事件和海平面上升，因此紅樹林和海草床的保護和復育非常重要。透過紅樹林植林或復育海草床，來增加二氧化碳儲存量，我認為應該可以藉由這樣的倡議讓民眾了解生態保育與環境永續的重要性，有助維護生態環境。

但紅樹林植林或復育海草床是否能成為可以交易的碳權，除了科學以外，還有更多政策與法規所要解決的問題。碳權的核發因為涉及未來的交易行為，如何確保核發的碳權實際上具有效益，而不是被過度宣傳或過度評價的「漂綠」問題，有賴科學上精準的量測。要有精準的量測涉及層面相當廣，包含投入資金與專業量測人員的訓練。因此目前碳權申請的單位是組織、機構、企業或政府機構等實體，而不是個人，原因是大型的組織或機構較有能力能進行相關複雜的程序。

針對驗證單位如何客觀公正的監管，主管機關如何透過合適的法規來規範相關的行為，種種問題牽涉程面甚廣。因此現階段我覺得應當過度期待把這樣的碳匯當作是碳權。

Q2. 您認為透過紅樹林植林或復育海草床，可能的挑戰或是需要注意的風險是什麼？我們怎麼評估植林或復育會不會造成其他的生態問題？您認為我們有什麼策略可以管控風險或規範？

這類自然碳匯復育的碳匯潛力相當高，但是若過度的宣傳可能帶來大量種植或養殖的風險，導致台灣海岸生態系單一化。同時過度的種植紅樹林可能導致河口泥砂淤積，造成低窪地區防洪隱患[8]，以及可能對於部分需要比較開闊空間，或是砂質土壤的鳥類具有負面的生態影響。[9]因此相關的植林與復育，需要考量的還是選址地點的歷史與周遭環境，並需要整體的生態評估或是環境影響評估，再來進行可能較為保險。另外也需要擬定施行後的相關監測方法，像是該以多頻繁的頻率調查與數據蒐集等。

Q3. 在目前提出評估紅樹林植林或海草復育的方法中，您認為有沒有高估或低估儲碳能力？您為什麼這麼認為？

目前所提出的復育與植林方法，公式上基本沒有太大問題。且相關的排放係數主要也是採用本土化數據來進行推估，相較於其他自然碳匯的方法，這兩種方法的科學依據與可靠度基本上較無問題。

然而目前最大的兩個不確定性，其一在於對於這些系統儲碳永久性，還需要更多調查才能驗證。過往在國際上其實對於草本性植物體的碳是否可以算作永久性的碳移除有較多的爭論，而台灣目前相關方法學有將這部分列做碳匯計算的一部份，未來是否能跟國際接軌仍有待時間確認。另外一個問題在於這些方法學中的溫室氣體排放係數（關於排放係數，請參考名詞解釋5），主要都是以固定時間量測（多為每季量測一次）作為推算全年排放量的依據。這個方法可能忽略潮汐的影響，低估真正排放量的風險，同時可能高估推算出來的儲碳能力。未來還有待更多的量測資源與專業人力的投入來降低高估的風險。

Q4. 我們該怎麼理解符合實際狀況下的自然碳匯？例如，在多數的時候，亞馬遜雨林雖然是碳匯，但當遇到天災、野火頻仍的年份，可能會變成碳源，紅樹林植林或海草復育會不會有類似的情況？在哪些情況下，可能會有這個風險？若遇到會不會影響碳權取得？

沒錯極端天氣事件會影響自然碳匯的儲碳能力，所以其實自然碳匯的量測需要非常多年的數據，平均後才能得到較客觀與公正的結果。然而台灣過去在這領域的研究其實相較先進各國而言非常缺乏，相關的數據無論是在時間或是空間上都較為零星。對於極端天氣事件導致的影響可能較無數據可以佐證。然而紅樹林或是海草的復育，的確可能會因為這些特殊事件的影響而降低實際的儲碳效果。

除此之外，其他像是過度乾旱（台灣之前才發生百年大旱）、颱風以及人為活動的變化，都有造成儲碳量變化的風險。也因此目前國際上對於自然碳匯的碳權核發，都是採用事後量測認證，以及長期監測來進行。像是這類的自然碳匯方法學，一般而言需要每隔幾年進行碳盤查，確認實際上這個方法有儲碳的效果之後，才會依據實際的儲碳量來進行碳權的認證，而不是在復育開始的當下就對未來可能儲碳的效果進行碳權核發。

Q5. 水稻田是排放甲烷的重要排放源之一，紅樹林或海草床也具有類似的土壤底質特性，會不會因此導致甲烷排放量增加，減少減碳效益？

水稻田與紅樹林及海草床最大的差別在於水稻田的水體系統是淡水，而後兩者是鹹水。目前科學上普遍的認知是，鹹水的系統由於高濃度的鹽分，對於甲烷排放有抑制的作用，因此在鹹水系統的紅樹林與海草床，甲烷的排放大概只會占這生態系總溫室氣體排放的5%以下，不太會是需要擔心的問題。當然這樣的比較前提是天然環境下的紅樹林與海草床。一旦這些系統受到人為擾動，如過多的上游汙染、或是人為活動擾動紅樹林與海草床底泥，都可能會改變原本低甲烷排放的環境，使兩者轉化成重要的甲烷排放源。

2024年04月29日
國立台灣大學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副教授  謝正義

Q1. 您認為透過紅樹林植林或復育海草床，來增加二氧化碳儲存量，對台灣的重要性是什麼？這兩種方法能否增加台灣的碳匯，或更進一步，若能成為可交易的碳權，會不會有助於維護生態環境？

根據調查[10]台灣至2024年紅樹林的總面積約681公頃，海草床的總面積約5456公頃。若以本次方法學公告所提供的案例附件來估算，紅樹林的碳匯能力約每年每公頃可移除38公噸二氧化碳當量（CO₂e），海草床的碳匯能力則約每年每公頃11公噸二氧化碳當量。以此數字回推台灣紅樹林總面積的碳匯能力約每年2萬6千公噸二氧化碳當量，海草床約6萬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然而台灣每年排放的溫室氣體總量約為2億9千7百萬公噸二氧化碳當量，所以透過紅樹林植林或復育海草床，來減少台灣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可以說是杯水車薪，但是任何努力來減少地球暖化都值得重視與鼓勵。雖然紅樹林植林或復育海草床對整體台灣二氧化碳減量的幫助有限，但其所帶來的各式各樣的生態功能，如提供更優質的生態環境給人及棲地的生物、防止海岸侵蝕、淨化水質則是明顯的效益。

Q2. 在目前提出評估紅樹林植林或海草復育的方法中，您認為有沒有高估或低估儲碳能力？您為什麼這麼認為？

目前各種測量方法都有侷限性，主要是自然界的環境及生物本就存在歧異度，要準確估計其實很難。首先是採樣，自然環境分布有時差異很大，要準確的每個不同的區域都採樣到很是困難；另外量測的頻率也是造成估計誤差的原因之一，生態系的溫室效應氣體吸收或排放是一天24小時連續不間斷的，但我們的量測方法，很多時候受限於操作方式或設備的量測極限，無法24小時不間斷量測。

Q3. 我們該怎麼理解符合實際狀況下的自然碳匯？例如，在多數的時候，亞馬遜雨林雖然是碳匯，但當遇到天災、野火頻仍的年份，可能會變成碳源，紅樹林植林或海草復育會不會有類似的情況？在哪些情況下，可能會有這個風險？若遇到會不會影響碳權取得？

紅樹林與海草床要遇到野火的機率是很低的，但這兩個生態系也都有排放溫室效應氣體甲烷(CH₄)與氧化亞氮(N₂O)的可能，進而抵消碳匯的強度，但還不至於變成碳源。在退潮時海水鹽度小於18 psu（practical salinity unit）的情況下，需注意甲烷的排放量，若退潮時水體優養化等級大於等於中度，則需注意氧化亞氮(N₂O)的排放。生態系的碳匯能力下降自然就影響碳權的取得。

Q4. 水稻田是排放甲烷的重要排放源之一，紅樹林或海草床也具有類似的土壤底質特性，會不會因此導致甲烷排放量增加，減少減碳效益？

水稻田跟紅樹林及海草床的土壤情形是不同的。濕地甲烷的排放會跟水體鹽度有關，當水體鹽度大於18 psu (practical salinity unit) 則甲烷的排放量很少，因此只須注意退潮時海水鹽度小於18 psu時的情形。但也有研究[11]指出紅樹林土壤是甲烷重要排放源，尤其是有呼吸根的海茄苳；另外也有研究[12]指出紅樹林的甲烷排放量會抵消其25%-50%的二氧化碳吸收量。

2024年04月29日
國立中興大學生命科學系教授  施習德

海岸濕地，包括鹽沼、泥灘地（灘塗）及紅樹林，被公認是優秀的固碳生態系統，具有極高的碳埋藏與碳截存能力，因而被稱爲「藍碳」儲庫。根據2021年及2023年的大範圍研究[13a][13b]顯示，這三類東亞地區的海岸濕地，在碳固定方面的效能相當，沒有明顯差異。然而，紅樹林的擴張，在全球許多地區已造成生態災難。在夏威夷、紐西蘭和香港，政府與NGO團體正努力移除紅樹林以恢復原生海岸棲地，同時，美國佛州[14]和德州的研究[15]也强調保護原生鹽沼生態的重要性。

在台灣，目前的紅樹林都是由人工栽植或人為擴張產生，且對原生海岸濕地已造成嚴重的威脅。台北關渡、新竹香山、雲林麥寮等地的地方政府與民間企業已投入大量資金來移除這些外來的紅樹林，以恢復並保護原生的泥灘與鹽沼生態系。此外，紅樹林的擴張不僅對人們生命財產安全造成危害，如影響排洪系統[16]、垃圾與污染物的積累、小黑蚊問題[17]及漁業資源的減少；在生態多樣性方面，也導致水鳥棲地[18]及底棲生物（螃蟹、貝類）多樣性[19]的降低。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地區在移除紅樹林後，確認了台灣特有種招潮蟹族群已逐步回復[20]，甚至稀有的鱟也重新出現。

由於紅樹林的儲碳能力並不顯著優於其他類型的海岸濕地，而且目前台灣的紅樹林並非當地的原生種，政府相關單位應整合生態學者、水利單位和農業部等部門的意見，審慎評估介入自然生態系的決策，避免透過人爲方式改變原生生態環境，以免造成更多不可逆的損害，同時應積極推動恢復原生海岸濕地的措施。這不僅對於固碳與碳權交易具有重要性，更能保護台灣海岸的生物多樣性和獨特性。

2024年04月29日
國立臺灣大學海洋研究所副教授 王珮玲

Q1. 您認為透過紅樹林植林或復育海草床，來增加二氧化碳儲存量，對台灣的重要性是什麼？這兩種方法能否增加台灣的碳匯，或更進一步，若能成為可交易的碳權，會不會有助於維護生態環境？

台灣的確有適合的環境條件進行紅樹林植林和海草床復育，兩者在學理上均可增加碳匯，對於台灣完成淨零目標亦有所助益。實務上則需要進一步釐清這兩類型碳匯在台灣不同環境下碳匯能力的變動程度和碳埋藏品質，盤點其對於台灣淨零目標的貢獻程度，並提供碳權交易時的重要資訊。增加自然環境棲地有助於維護生態環境，但透過人為手段增加特定類型的生態環境，也將影響周遭相鄰生態系統，其影響仍須謹慎評估。

Q2. 您認為透過紅樹林植林或復育海草床，可能的挑戰或是需要注意的風險是什麼？我們怎麼評估植林或復育會不會造成其他的生態問題？您認為我們有什麼策略可以管控風險或規範？

自然環境碳匯的挑戰就是如何評估人為手段的管理準則是否適切，植林與復育都是透過人為操控環境生態來增加碳匯，顯然會擾動在原有的自然環境變化，改變生態環境特徵與分佈，因此對於區域內和周遭區域的環境生態影響評估與監測至為重要。若有適當科學論證基礎推演未來情境，可做為是否核准進行的依據，在科學基礎不足的情況下，亦可採取持續監測手段來判讀後續影響，滾動調整植林和復育作為的適切性。

Q3. 在目前提出評估紅樹林植林或海草復育的方法中，您認為有沒有高估或低估儲碳能力？您為什麼這麼認為？

目前提出評估紅樹林植林或海草復育的方法，主要是根據聯合國制定的既有減量方法 （清潔發展機制CDM的AR-AM0014 ver. 03.0, VCS VM0033 v2.1），輔以台灣現地特色與測試調查結果訂定，符合基本立論精神和在地條件。方法論中著重植物成長與枯落的季節或年度量測估算，對於土壤碳匯的量測估算以相同時間尺度進行，忽略土壤碳匯有相對長時間尺度的累積性變動，在不同埋藏條件下，可能高估或低估長期儲碳能力。

Q4. 我們該怎麼理解符合實際狀況下的自然碳匯？例如，在多數的時候，亞馬遜雨林雖然是碳匯，但當遇到天災、野火頻仍的年份，可能會變成碳源，紅樹林植林或海草復育會不會有類似的情況？在哪些情況下，可能會有這個風險？若遇到會不會影響碳權取得？

相較於森林和雨林等陸域環境的自然碳匯，紅樹林和海草床幾乎沒有遭受野火侵襲的風險，但極端氣候事件和海岸帶變遷是影響海洋碳匯的主要風險，台灣顯然不可避免。颱風和強降雨事件可能在短時間內毀損紅樹林和海草床，使大量植株死亡，甚至快速將其從棲地移除，遭遇時勢必需要重新檢視基線，對碳匯估算和碳權取得有所影響。海岸帶變遷雖是相對緩慢發生的過程，但是仍在十數年或數十年尺度內可明確被觀測，造成棲地環境改變甚至損失，對於碳權的永續經營產生變數。或可安慰的是，這些變動並不容易成為碳源而可能增加碳匯[21]，極端事件造成的生物死亡和有機物質向海傳輸會增加長期碳埋藏的可能性，海岸帶變遷也可能對長期碳埋藏有所助益。

Q5. 水稻田是排放甲烷的重要排放源之一，紅樹林或海草床也具有類似的土壤底質特性，會不會因此導致甲烷排放量增加，減少減碳效益？

紅樹林和海草床的確與水稻田有相似的土壤底質特性，在有機質分解過程中也的確可能產生甲烷。不過位於潮間帶的紅樹林和海域的海草床受到海水覆蓋，可抑制產甲烷作用，導致甲烷產生效率較低。紅樹林和海草床產生甲烷的速率受到諸多因素影響，可能有潮汐影響的日變化和溫度影響的季節變化，亦可能有區域性空間差異，實際情形須經詳盡調查才能有定論。

2024年04月29日
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終身特聘教授兼研發長 林惠真
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研究員 陳昭倫
農業部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研究員 劉靜榆

我們認為復育海草床在原先已消失的海草床棲地是沒問題的，但是若是在原先天然但非海草床生態的海岸進行種植反而犧牲其它生態系特有的生態功能，對海岸生態來說是真正的大災難。若真的種植成功，極可能大幅的改變底棲動物群聚組成，棲地多樣性也會減低。既成的生態有其平衡點，若要在一個目前沒有海草的海域去復育與種植，其過程可能會造成底棲動物棲息地嚴重的破壞[23]

特別是台灣颱風頻繁[24]，想要在海域種海草、珊瑚藻或是珊瑚都有其困難，風浪太強，難以熬過第一個颱風[25]，若種植在潮間帶及亞潮帶受風浪更強的襲擊，影響生存機率。若每年的春天種植，夏天颱風來全毀，然後第二年春天再種，這能否計入有效的碳匯？

此外，目前海岸大多是未登錄地，土地權屬皆為國公有地，難以符合申請碳權須具備「外加性」的條件。若要使其符合外加性的條件，土地所有權要私有化，那海委會要把土地撥給國有財產署再承租出去才有可能，這將會造成另外一個大災難，可能重現類似第三天然氣接收站鄰近海岸地區的管理問題，1999年當時開發地三天然氣接收站的東鼎公司只有取得漁業權，但現由中油接手後，把整個海岸地區視為私有地圍起，不准進入，導致難以對當地生態環境做進一步調查。

還有一個要說明的是，殼狀珊瑚藻生長會行光合作用，光合作用越旺盛，碳酸鈣累積越多，碳酸鈣形成藻礁，累積數千年[26]。 國外研究[27]認為是藻礁是很重要的藍碳的生態系，但卻在臺灣一直被忽視。

海草藍碳的價值，也誇大這個生態系的對於溫室效應的幫助，確未思考其它潛在的問題，如甲烷排放。根據最近研究[28]，海草床排放甲烷的原因，是厭氧甲烷菌發酵分解海草床沉積物中埋藏的有機碳，海草體內產生的甲基化合物（類似膽鹼、甜菜鹼和二甲基硫丙酸鹽）也會持續維持這樣的作用與效應。換句話說，海草床產生的甲烷，因甲基化合物在脫落的海草葉片和根莖中持續存在，因此就算海草死亡後，仍會持續產生甲烷很長一段時間。

種植紅樹林對生態造成的影響和上述的問題類似，由於紅樹林生長在高潮線，對人類的生活影響更大。目前已經有許多地區確認紅樹林過度繁盛，造成生態多樣性降低，例如需要開闊泥灘地的底棲動物及鳥類較難棲息，下圖是臺灣長期社會生態核心觀測站（LTSER） 彰化站研究的成果，彰化芳苑地區在開闊灘地和移除紅樹林之後，蟹類數量的變化，在此調查中，茂密的紅樹林下方，與疏伐區相比，螃蟹的種類和數量都會急遽的下降，此外，關渡紅樹林也是因為長得太密造成鳥類數量大幅減少[同18]，甚至很多地方的紅樹林因為過度繁衍阻塞河道排水[同16]，造成溢淹水災情。

因為上述兩個理由，台灣已經有許多地方經過審慎評估後，編列經費正在執行移除紅樹林的工作，目前提的種植紅樹林剛好背道而馳。

總之，目前破壞可以真正固碳的生態系（如藻礁），而又把天然或是半天然的環境強迫種植原本不屬於該生態系的植物，有其風險。

2024年05月01日
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教授  劉少倫

根據2024年4月25日刊登於《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PNAS）的評論文章[22]，指出目前所提倡的藍綠碳方案，對於全球氣候暖化控制在1.5度以下的目標而言，僅屬於緩慢而不切實際的解決方案。在缺乏更快速且有效的碳排除技術的情況下，達成我們所設定的淨零碳排目標（於2050年實現淨零碳排放，將全球溫度上升控制在攝氏1.5度以下）將變得極為困難。該PNAS文章再次強調，實現淨零排放的關鍵在於迅速減少由化石燃料排放所導致的長期升溫效應，而非短期內在有限土地上一手推動藍綠碳發展，卻另一手犧牲自然棲地以維持高耗能產業發展。 這種方法只會使高碳排放企業得以藉此逃避社會責任，犧牲環境以追求經濟利益。如果無法認識到迅速降低化石燃料使用（如天然氣和煤炭）的重要性，則所謂的藍綠碳僅是一種自欺欺人的手段。PNAS文章中的圖表顯示，只有迅速降低碳排放，才能實現迅速的淨零排放；否則，我們僅是以淨零排放來安慰自己，而未來地球環境前景仍將黯淡無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