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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與專家對於風險的認知大不相同，如科學界與決策團體間就有明顯差異。因為專家與大眾接收資訊時有知識程度上的鴻溝，也會因自身的環境與考量而有不同的風險認知。基本上，相對於專家仰賴科學方法與證據，大眾的風險認知與判斷多半不依賴如數學式般的理性計算，而是來自於社會影響，包括親身經驗、人際溝通、大眾傳媒及社群媒體等。意思是，若媒體報導要有效地溝通科技風險，就必須先考量到上述提及的認知與判斷差異。而權責單位在傳佈訊息時，雖然需要以科學專業作基準，但若能更瞭解民眾所優先考量的科技風險，就能用更適於傳播的方式來溝通。

科技風險議題涵蓋複雜多元的面向，一般民眾難以輕易了解來龍去脈，媒體所扮演的把關、引介及教育功能也就更顯重要。的確，科學家提供的資訊雖可能是完整的科學論述，但也可能生澀難懂，不符合記者心目中的民眾需求與知的權利。一般而言，科學新聞記者通常被要求具備兩種能力：一為了解科學術語、方法與哲學的能力，另一則為比處理一般社會或災難新聞還要高明的傳播能力。就前者言，常聽到一說法，即是記者在報導科技風險議題時，科學專業訓練與能力不足。傳統新聞學的訓練教導記者如何問問題、分析與寫故事，但這種訓練並不似科學報導必須處理大量的數字、經濟、科學與相關領域的重要性。就後者言，要報導科技風險會直接與系統化的知識有關，記者必須以簡明的文筆解釋、分析複雜的事實，並且淺白地報導出來，故記者除了本身科學基本知識差異，大都如傳統記者般來處理科學新聞，亦即注重事件的過程與細節內容。

我曾在一項食品戴奧辛風險的新聞分析中發現，大眾要了解食品風險議題其實需要高門檻的科學知識，例如說，政府單位或專家習慣用「一個人在某段時間內攝取多少量方有危險」的比方（例如體重60公斤的人連續一個月吃100顆鴨蛋）來描述食品風險，但這對媒體報導助益不大，因為大眾的日常生活中不需要此類的毒物學概念。而要更貼近民眾的生活經驗，在科學上難以使用絕對的標準來宣稱零風險時，比較不同物質的毒性風險（例如比較吸菸與攝食戴奧辛致癌機率的差異），更能讓民眾了解這一概念。

專家之間對科技風險的認知判斷，有時也會出現意見不一的情形。1999年比利時曾發生戴奧辛雞肉與雞蛋污染事件，當時最大的挑戰在於污染源頭的高度不確定性，科學專家對於事件看法不同，導致提供給民眾的訊息混亂，國際媒體的大幅報導更是增加了比利時人民的焦慮。

因為專家之間所認知的科技風險各有歧異而導致政策爭議，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全球暖化究竟來自人為或自然變異的影響？」人為影響支持論者主要環繞在以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即IPCC）主導的跨國知識社群，功能在以科學研究成果為依據來擬定減量規範，並確定人為影響的因素、框架國際氣候談判過程中的議題。反對全球暖化人為論的科學家雖承認全球暖化現象，但強調不確定性，質疑人為論科學家的證據和方法並無法將人為因素從自然因素抽離；持此論點專家背後則有石化工業、製造業、企業家、保守宗教團體、保守媒體、保守政治人物等支持。

基本上，目前全球暖化或氣候變遷成因的科學共識多為人類活動造成，例如2017年已發表的相關科學報告更顯示有97%的研究結果指向人類活動是全球暖化的肇因。儘管如此，美國2005年前主流媒體對人為氣候變遷多持前述質疑、不確定態度；而麥克斯．波伊科夫（Max Boykoff）曾分析美國四大平面與電子媒體於1995-2006年間有關氣候變遷的報導；他發現媒體報導仍將已有絕大多數共識的結果，強調成科學界對立的觀點，這裡面很大的原因是新聞媒體爲了保證客觀性而經常採用的平衡報導原則。的確，科學新聞為人所質疑的，正是將複雜的科學資訊，過度簡化成立場對立的兩方，一如當發現全球暖化的科學解釋不確定性高時，媒體便會傾向於強調利益團體間的衝突。

那麼，學界怎麼看待新聞報導是否應強調對立或爭議呢？有些研究者認為科學本身即充滿爭議與不確定性，媒體若忽略這部分，反而失之公允。科學風險的不確性會觸發不同觀點的討論，媒體新聞報導須提供多元不同的觀點及框架，形塑風險議題的公共討論。針對此，波伊科夫即建議媒體應報導更多與議題相關的情境知識，而不是呈現衝突對立式，這或許可視為報導「專業知識歧異」的因應方法之一。

反觀台灣媒體的表現，我曾分析台灣四家主流報紙2006年1月至2009年4 月間全球暖化新聞內容，發現這些主流媒體幾近全部（99%）將暖化議題框架成人類活動成因，多呈現支持暖化論述的框架。換言之，質疑論點在台灣大眾論述中並不普遍，這是台灣媒體擺脫了衝突式的報導原則，還是當記者認為自己無能力驗證暖化質疑論的可信度時，就選擇不報導或忽略呢？也許，表面上看似無爭議的科技議題報導方式，事實上反映出的是觀點與背景知識的不夠多元。

科學界與新聞界最明顯的差異是彼此對正確性的看法。科學界對正確性的要求，亦即專業期刊文章的正確標準，是指研究的方法、步驟以及實驗結果等，必須經得起同行重覆的檢驗；新聞界所認定的正確性，則多半指一般人能對報導中的科學發現與研究有正確印象或完整圖像即可。批評媒體報導科學時缺乏正確性，是源於科學對客觀真實的信念；但媒體記者判斷一個事件是否具有新聞價值，受到的是即時性的影響，故線上記者往往陷入正確性與即時性的兩難，也因此會被批評以尚未成熟的研究結果誤導大眾，導致部份科學專家不信任媒體。

一般來看，科學記者對於新聞價值或重要性較低的新聞，通常較願意接受科學界的標準，但對於新聞性高的科學議題或事件，則有忽視科學論述原則的傾向。除了純粹風險資訊的誤報，媒體將科幻情節與科學事實做連結、巧用數字遊戲等，也是廣受科學界批評的部分，故新聞媒體也常被評為聳動、不負責、又孤陋寡聞。鑑於截稿時間、標題與版面篇幅的要求與限制，科技風險新聞可能成為令人側目的煽色腥報導。就此，媒體的煽情主義已經不只是不正確、不真實或過度的公關宣傳，還包括忽略重點、強調支離破碎的事實，又或僅陳述片段內容造成誤導。

早期國外全球暖化相關報導的分析便發現新聞多著重在人情趣味或戲劇化的層面，而非相關議題的科學新發現，例如1990年代以來的報導似乎過於強調災難式的預言，使得與科技風險相關論述經常只是停留在議題的表面（如自然變異等），沒有導入更深層或更細節的討論，故人們對全球暖化的認知經常是片斷不完整的，而此現象也同樣出現在台灣過於仰賴外電，缺乏專題或特稿類的相關報導上。由此，如何以較全觀的思維呈現相關議題，傳遞新的看待大自然與人之間關係的方式，超越不斷強調暖化現象在各地造成的負面影響案例，並促使民眾對非個人層面的氣候變遷或暖化議題進行深思與審議，乃新聞媒體宜多加強之處。

總結上述分析，期待學術界能進一步深刻挖掘科技新聞風險溝通的重要問題，以豐富科學傳播相關論述；應用層面上，則希望能提供媒體實務界與相關政策權責單位正視媒體在科技風險溝通上的特色，與具在地特質的相關優缺點，讓媒體發揮影響力，促進公眾理解、關切並參與討論具爭議的科技爭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