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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新興科技媒體中心助理研究員　曾雨涵

＊本文謹獻給正在第一線掙扎的媒體朋友與想為社會貢獻的科學家

新興科技媒體中心不斷致力於社會科學溝通，最重要的兩個夥伴，就是記者以及科學家。很多人聽到「記者」，常常聯想到大眾的各種攻擊，不管是怒罵記者沒有專業或是罵記者嗜血等等。另一方面，科學家雖然備受敬重，但很多人對所謂的科學研究是望而生畏，有看無懂。當台灣越來越多新聞需要專家說法時，記者與科學家相見了。但過去到現在，兩個領域相見，往往都在短暫的一則新聞中開始雙方的關係，最後結束在各自的委屈：「又是斷章取義」、「怎麼又被移花接木？」、「專家說得太難懂了」、「難道這研究不是這個意思嗎？」。

兩個領域其實有一個交集的角色，就是在國外有行之有年的「科學記者」，記者本身可能就具有科學研究背景，或長期浸淫在科學報導領域中。但科學記者本身會有這些問題嗎？台灣的科學記者數量非常少，新興科技媒體中心特別專訪到康健雜誌的資深研究員：身兼記者的陳俊辰編輯。身兼兩種身份的他，如何看待這兩種領域相會時的激盪呢？

嚇壞科學家同業的選擇：一腳踏進媒體業的意外之舉

陳俊辰記者一開始並沒有打算要進入媒體界。博班畢業之後，他在學界待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除了在交通大學當博士後研究員，也曾經待過疾管局（現為疾管署），並在台北醫學大學當過博士後研究員。這段漫長的學界經歷中，主要進行蛋白質交互作用的研究，也參與疾管局的細菌基因體定序計畫，完成台灣第一批抗藥性細菌的全基因體圖譜，同時也有處理健保資料庫的經驗。因為在學界小有成就，因此當時他到了醫療健康雜誌擔任記者時，所有的科學家朋友都嚇壞了。

「其實這也是投石問路的結果，因為當時少子化的結果，造成教職缺正在緊縮。但我真的可以想像四十年之後還待在實驗室的樣子，可以一直想像到自己的四十年後，對我來說有點可怕。」陳俊辰記者念博班的時候，有當過大型報社的新竹地方文教特約記者，所以在尋找教職的時候，他投石問路般的投了一家媒體的履歷，從此一腳踏進媒體業，也帶給他自己許多的衝擊。除了衝擊，他的人生也開始多了許多過去無法想像的「對話」。

科學家與媒體的身份大不同

上班第一天，他就強烈感受到兩方使用的專業語彙大不同，看版、落版、上編輯台是什麼他完全聽不懂，只聽得懂強烈的「截稿」兩個字，然後他就先受到「報題」的洗禮。「我那時候完全不會報題。」對媒體來說，報題是記者向整個團隊說服自己想寫的新聞題目價值所在，藉以爭取版面與傳達自己覺得重要的訊息。但陳俊辰記者告訴我們，光是報題就看出記者跟科學家兩者重視的問題極為不同。他在學界時，重視的是科學的價值，科學價值可能是目前未知的問題，也有可能過去的假設需要重新檢驗證明，或是已存在的科學進一步應用在日常生活中。這些曾經對他來說極具價值的訊息，在報題時卻很難派上用場。記者重視的是，傳達對讀者重要的概念、對社會造成的影響。報題時除了回答同仁為什麼要寫這個問題，每個記者時時刻刻都在確認：我的讀者為什麼要知道這個事情？有些事情不知道是不是對生活一點影響都沒有？報導要如何說服讀者，這個新聞是重要的？

這個重要性，取決於現象與結果。然而許多科學研究的發表，往往還不能推論出結果，對研究的呈現也有許多侷限。要是媒體用科學家交代事情的方式，是完全無法向讀者交代「報導的重要性」。「科學的論述有一套方法，」陳俊辰說，「科學家的邏輯是發現新的東西，就透過發表論文逐漸累積研究的深度。」但記者需要的是先看到結果，再來判斷讀者需不需要知道這件事情，然後回頭去細說可歌可泣的研究過程。科學家在闡述所有事情的發生時，最關注的就是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也就是非常重視合理性，因此許多話說得極為保守，但記者必須挖出其中的重要性。舉例子來說，記者一開始不會關注半導體的製作過程，而是關注半導體對大眾的影響，這中間若有需要製作過程才能解答讀者問題，記者才會去挖掘製作過程。

一起承擔轉譯，是促進理解的開始

這些差異，是科學家與記者的任務和目的本來就不相同，兩者使用語言也不同，兩者的呈現方式便有衝突。科學家必須把所有前提假設細說分明後，才能交代研究的結果，而且相當注重精確性。然而越精確的語言，越難找到換句話說的方式，來讓不同語彙的人理解科學家所要呈現的重點。記者這個時候需要努力轉譯，而這個轉譯的過程，又可能因為大量專有名詞的屏障，使得記者只能用自己的方式解讀科學研究。「記者真的是滿肚子苦水，採訪時間有限，而且你當下問一個問題，有可能會帶出更多問題，因為科學家很習慣用名詞解釋名詞，那一個問題就會再帶出十個問題，這個採訪就做不完了。」隔行如隔山，陳俊辰說他必須幫記者說幾句話，即使他是生醫科學家，他的領域還是專精在細菌、病毒，如果要他寫營養學的東西，很有可能一開始也是荒腔走板。雖然他理解科學研究的邏輯，但他都沒有自信能精準掌握不同領域的科學研究，更何況每天處理不同議題的記者呢？

雙方在意的點不同、任務不同、語彙也不同，又有眾多專有名詞擋在眼前，許多人會說轉譯是記者需要下功夫的專業。陳俊辰認同這件事，但同是科學家的他也強調，「只有科學家最知道自己研究的精華所在。」他認為問題要回到與媒體接觸的科學家，希望達到什麼目的，如果科學家的目的也是希望讓大眾理解，對社會時下議題有所貢獻，科學家也必須看重轉譯這件事。以他的看法就是雙方都必須負起轉譯的責任，努力溝通，讓彼此能夠理解。但是科學家並沒有義務一定要做這件事，許多諾貝爾得主對社會的貢獻之大，也不是在努力做社會溝通，這一切都是科學家自己的選擇，他強調。

而記者的採訪，就是要說明現在發生什麼事、後續會發生什麼事，讓讀者自己判斷可以怎麼理解這件事情，「記者絕對不是傳聲筒，記者必須有自己的觀點、看法，知道自己要傳達什麼訊息。」所以在這當下，記者也必須要注意如何讓受訪的專家接受自己的詮釋方法。這些道理雖懂，但在記者面前，觸及率、點閱率、讀者是否有興趣，才是他們每天所面對的壓力。因為沒有讀者有義務一定要花時間讀自己的報導，記者必須不斷承擔讀者對必要性、影響程度的質疑。這時若科學家想多幫一點忙，或許就必須將自己研究的重要性先說明清楚，也提出自己覺得吸引人的點。但這一來一往中，兩方都怕自己的專業受到影響，專家怕記者解讀錯誤，被自己的同業以為自己不夠專業；記者怕自己沒辦法讓讀者引起共鳴。上面所提種種，在不同領域中的專家與媒體接觸的過程，反覆出現，這些衝突也同時不斷發生在陳俊辰記者的雙重身分上。

如何調和這兩種身份？

科學家與記者的兩種身份，不斷在陳俊辰體內對話，這仿若自我辯證的過程，使他成為少數台灣能稱為科學記者的特殊存在。就算有專業能力加持的他，也表示，自己也是寫了非常多篇報導之後，才慢慢摸索到兩種身份的攜手之道。「對我來說，量變才漸漸產生質變。」產生質變的他，開始會使用擬人化等種種手法，努力解釋他想推廣的科學議題，為何與民眾息息相關。擬人化的比喻，就是一種轉譯的結果。他向團隊舉一個簡單的例子，科學家會說這個酵素的活性很強，但這不是所有人都能夠理解的語言，所以他會形容酵素很活潑，帶入人們可以理解的行為和情緒，藉此感受到想要傳達的訊息。如同他自身記者生涯中，第一篇討論腸病毒為何做不出疫苗的報導，「今天的我，會開始使用『難產』這樣的詞彙表達疫苗做不出來的掙扎過程，並且以病毒會改變自己的面孔來解釋所謂的『變異性』」。兩方都要積極轉譯，他強調，記者根據想傳達訊息的目標群眾努力轉譯，減少專有名詞的障礙，科學家也學著轉譯自己覺得科學研究中最重要的價值。

「但還好科學家的身份還有殘留在我身上，這是種優勢，優勢在我看得懂論文在寫什麼。」俊辰說完，大家一起大笑。「看不懂」是記者最常面對的問題，以前的媒體也是術業有專攻，但是時代變化太快，新媒體的蓬勃發展，也使得許多記者要面對過去不熟悉的領域。若記者沒有相關背景支撐，著實難以處理許多難懂的科學研究，於是科學家與記者雙方的距離就越來越遠了。流量、點閱率、觸及率等記者業績指標更成為雙方接觸的障礙。

但陳俊辰記者最後仍給我們一個希望，科學家與記者可以如何產生交集。他認為要從大家都問相同的問題開始：為什麼大眾需要知道這個訊息？從這個問題開始有了交集，才有溝通的基礎。「人最關心人。」或許從人們共同的經驗、能引發共感的方向一起思考，讀者為什麼需要知道這個議題？當不同領域開始用同一種語言聚焦後，對話才會展開。在這種時候，溝通才會更順暢，也或許這個社會許多事情能跨出一步。最後他也提到，新興科技媒體中心這個科學家與媒體接觸的平台十分特別，他期盼透過新興科技媒體中心的努力，讓科學家與記者能在每一篇報導中逐漸聚焦。雖然很難一下就到達彼此理解的美好願景，但希望能夠開始減少彼此接觸的障礙，如此一來，台灣的科學新聞或許漸漸會有更好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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