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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新興科技媒體中心助理研究員 徐健銘

分辨什麼是科學、什麼是偽科學，其實是我們的生活日常。政府需要分出化學研究和鍊金術，才能決定挹注研究經費的對象；我們則必須分辨並決定要採用營養師的建議或者另類療法。無論是政府或民眾，分辨科學和偽科學的過程中，也就決定我們對哪些事物投入更多的資源，並使其佔據優勢[1]。然而很多時候，我們的分辨能力是來自日常從新聞媒體中所吸收的資訊。新聞中的科學，可以幫助大眾認識新知、科技帶來的衝擊，以及環境的變遷，而媒體的角色有如公眾的科學轉譯及教育者[2]。例如一份討論電視節目對臺灣公民偽科學信念影響的研究結論，便指出電視對公民的影響力大過他們所受的科學教育 [3]。也有研究指出，公民教育的程度並不足夠讓人們扺抗偽科學新聞的誘惑，如「利用磁性療法治療疼痛和疾病」的新聞[4]。

新聞中的偽科學

國內已經有一些研究提到假新聞（fake news）與錯誤資訊（misinformation）相關的「偽科學」（pseudoscience）一詞。2012年，中山大學博雅教育中心主任蔡俊彥等人，在觀看偽科學電視節目對於臺灣公民偽科學信念的研究中，認為要分辨出偽科學，關鍵在證據的性質[5]。媒體中談到科學或偽科學時，都會經過論證的過程。然而偽科學經常會挑剔科學論證的過程，忽視某些不能支持論述的科學概念、方法和證據。他們舉出的例子是天文學和占星術，前者以數學推理來解釋或預測宇宙中的現象；後者則是將星體的位置與個人的個性和未來相互連結，卻似乎忘了有種東西稱為統計數據。

政治大學教授鄭怡卉2013年分析《中國時報》、《聯合報》、《蘋果日報》、《自由時報》報導中的偽科學內容時，定義偽科學為「表面上是科學資訊，實質上卻是違反科學規律或邏輯的論述」[6]。她認為在談所謂的科學內容時，包含「科學概念、科學原理與科學方法以及科學思想」。這中間甚至包含了科學家如何思考，以及不同科學家間如何討論的過程。顯然地，創造科學知識的活動過程也會被學者視為「科學」的一部份。而偽科學則與這些概念、方法和過程相左。

彰化師範大學教授林淑梤和中山大學教授林煥祥以2012～2015年公民科學素養調查研究為基礎，分析民眾對偽科學的信念和參與偽科學的經驗，這兩者是否有變化，以及和科學素養間的相關性[7]。他們在論文回顧中，認為辨別偽科學，可以從四個方面來判斷：是否引發科學社群的研究興趣、理論是否提供預測性和可證偽性、是否經同儕審查，以及是否永遠都不會被推翻。

舒解人們焦慮的偽科學

在這三份對於偽科學的研究中，有關超自然力量的主題都佔重要的比例，但是與健康醫療相關的偽科學信念和實踐則逐漸上升。蔡俊彥等人2012年的研究運用的「偽科學態度量表」，著重在「算命的心理信念」、「健康實踐的心理信念」、「超自然的心理信念」、「算命的經驗」、「健康實踐的經驗」這5個構面，結果發現電視對每面都有影響，但影響「算命的經驗」特別明顯。而鄭怡卉在2009年到2010年的四大報中，按月抽樣不同的7天，組成一個星期，最終依條件篩選出204篇偽科學新聞，並且編碼出數個主題，依報導量高至低分別是：超自然靈異（78篇）、醫藥偏好（32篇）、減肥偏方（29篇）、占星算命（21篇）、風水地理（13篇）、民俗療法（10篇）、宇宙相關（6篇）、能量磁場（4篇）、其它（11篇）。她認為大量超自然靈異的偽科學新聞，或許跟當時有線電視大量出現占星和算命的節目有關，例如「命運好好玩」等。

然而，林淑梤和林煥祥針對2012年到2015年的公民素養研究，一開始將偽科學信念分類為「算命的信念」、「健康實踐的信念」、「超自然的信念」三個構面，並將偽科學經驗分為「算命經驗」和「健康實踐經驗」兩個構面，最後將觀看靈異與占星等節目歸為偽科學節目類別。她們發現超自然的信念有顯著下降，總體的偽科學信念也顯著下降，但是人們的健康實踐經驗以及觀看偽科學節目量卻在顯著提升。例如「利用磁性療法治療疼痛和疾病」以及「看風水來改善身體健康」的實踐經驗都增加了，兩位作者猜測也許是因為當時的偽科學節目搭配另類療法的結果。

新聞中的偽科學內容轉變，也許和大眾從社會中感知的焦慮改變有關。謠言反映出人們所擔心的社會結構問題，健康實踐經驗的增加，或多或少地反映出人民的疑慮，是擔憂當前的政府和專家是否能捍衛人們的健康[8]。而且人們很容易相信偽科學，也許是因為它科學論證的過程更加容易，也快速滿足人們焦慮時需要回應的社會動機，提供一個「更加一致、可控且積極的世界觀」[9]。尤其是科學內容很龐雜，但偽科學更包羅萬象，從世界末日預言、醫藥偏方如快速瘦身等皆有，既有趣味又明顯能引起民眾興趣[10]。

提高個人科學素養似乎不是對抗偽科學新聞的最佳解

促成偽科學誕生的原因，鄭怡卉的研究認為可能是因為記者相關背景知識不足、或是難以取得資訊來源；也有可能因為國內的醫藥新聞記者過於仰賴單一資訊來源或偏好訪問特定對象[11]。有時則因為科學題目本身很複雜，科學家之間都還沒有共識，要報導這樣的議題，記者可能很難有足夠的時間和能力轉化議題為大眾能瞭解的新聞[12]，或者轉譯出來的結果也不盡理想。特別是某些記者有可能簡化或拼湊新聞中的訊息，反而呈現出錯誤論述。當然，截稿壓力也是造成記者可能無法確實查證的原因。有時則是配合報社要求而誇大實情[13]。但即使是記者盡心盡力報導，新聞內容也不見得就能符合科學家所認為的真實。

強化這些偽科學新聞破壞力的問題之一，是報導的口吻和立場。根據鄭怡卉的內容分析，其中54.9%的報導屬於正面、支持，這似乎更容易加重大眾混淆事實。其次，每則新聞平均有1.3個消息來源，其中47.5%的新聞只使用單一消息來源，14.7%新聞無消息來源。而消息來源中，10.3%來自於非科學研究員或學者，機構中則有15.7%來自醫院和藥廠，還有13.7%是來自於藝人、星座專家和命理專家。這種情況下，新聞報導的呈現就變得消息單一卻鐵口直斷。此外，這些偽科學新聞主要皆採生活議題（79.9%）框架報導，整體報導形式也常以個案或個人經驗出發（80.4%）。這些偽科學新聞因為貼近個人生活而受到更多讀者注意，也就更加有效傳遞偽科學的訊息。

面對偽科學新聞，有人會鼓吹要提升個人知識和科學素養來使得「謠言止於智者」。但從前述三份研究的文獻整理中，科學素養和抗偽科學能力之間並非直線相關，甚至某些情況下，高學歷者更是身體力行偽科學的愛好者。林淑梤和林煥祥針對公民素養的研究，便顯示教育程度不見得能幫助每個人對抗偽科學的資訊，也不見得就擁有高科學素養。而偽科學信念越高者，往往也就越容易參加偽科學的健康實踐活動。

因此，在資訊量攝取來源如此充足的情況下，媒體之所以還需要受到大眾的重視，關鍵之一就在於能否預先辨識科學與偽科學。如果偽科學的內容也作平衡報導（延伸閱讀推薦：超越平衡報導？衛報的氣候變遷用語調整），其實只不過是將新聞的真偽交由讀者自行辨識；倘若新聞能夠一開始就釐清其中資訊和論述如何違反科學概念或甚至錯誤，也許對社會更加有益。一開始就減少偽科學的錯誤資訊流傳，可以避免掉日後反覆重生演化的謠言所造成的社會負擔。

註釋及參考資料：

[1] Gieryn, T. F. (1983).“Boundary-work and the demarcation of science from non-science: Strains and interests in professional ideologies of scientists.”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81-795.

[2] 鄭怡卉（2013）。〈新聞中的 [偽科學] 內容分析研究〉，《新聞學研究》（116），頁 47-90。

[3] Tsai, C.-Y., Shein, P. P., Jack, B. M., Wu, K.-C., Chou, C.-Y., Wu, Y.-Y., Chao, D. (2012).“Effects of exposure to pseudoscientific television programs upon Taiwanese citizens' pseudoscientific belief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 Part B, 2(2), 175-194.

[4] 林淑梤，林煥祥（2019）。〈偽科學信念與科學素養的共存與抗衡──民眾參與科學和偽科學活動之探究〉，《教育科學研究期刊》64（2），頁 69-97 。

[5] 同註3

[6] 同註2

[7] 同註4

[8] 紀慧君（2019）。〈從風險觀點解析食品謠言〉，《思與言: 人文與社會科學期刊》57（3），頁 149-192。

[9] 同註3

[10]至[13] 同註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