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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31聚焦從承諾走向落實 專家：調適要可衡量、電氣化與轉型金融是台灣進行式

發稿日期：2026年11月5日

下週一（11/9）開始，全球氣候峰會COP31將在土耳其展開為期兩週的討論。今年度至今已有兩份科學報告，指出地球升溫超過攝氏1.5度無可避免，呼籲加速調適氣候威脅。面對氣候風險加劇，各國的調適策略規劃、資金缺口、能源系統如何加速減碳，避免升溫繼續惡化，將是今年討論的重點。為此台灣科技媒體中心舉辦記者會，邀請三位專家從國家調適策略、電氣化承諾與綠色工業化，以及綠色金融標準，分享國際討論重點。專家認為，國際上已開始正視全球升溫超過攝氏1.5度的現實，接下來的關鍵在於把調適成效變得可衡量、讓電氣化與綠色工業化跟上腳步，並讓資金流向真正需要轉型的地方。

環境部氣候變遷署署長蔡玲儀指出，在台灣目前環境部已提出2027-2030年的第四期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計畫，今年立法院也通過循環雙法，減少廢棄物、提高循環材料使用。這些法規的進展與COP31主席國提出的行動優先領域及2035年目標高度呼應。

有鑑於調適計畫很難採用一體化指標，需要因地制宜，蔡玲儀說明，各界最關心的是如何衡量這些行動計畫的執行成效，以及各領域提出的經費需求與調適目標的關聯性，環境部將依公聽會意見與各領域主管部會進一步彙整討論。延伸COP28開始的全球冷卻承諾，蔡玲儀表示台灣第四期計畫，特別關注高溫議題，更呼應COP31對抗高溫、強化都市韌性的主題。

但要能真正落實，蔡玲儀指出，環境部正從危害度、暴露度與脆弱度進行風險評估，找出需要投入資源的調適缺口，並辦理高溫演練。蔡玲儀說明，總統府氣候變遷對策委員會推動的「國土綠蔭氣候調適計畫」由行政院鄭副院長督導、環境部擔任幕僚，目的是找出都市降溫與熱風險的缺口，並結合健康、環境永續、跨域協作與全民參與。環境部預計年底提出推動計畫，同時研擬都市林專法。

蔡玲儀歸納台灣呼應COP31的五個重點：減緩與調適並重、高溫調適與都市降溫、提升都市防災韌性、優先保護氣候脆弱族群，以及與相關部會共同建立可衡量的調適成效指標，作為第四期計畫推動與預算執行的衡量基礎。

國立臺灣大學氣候變遷與永續發展國際學位學程兼任助理教授趙家緯說明，COP31與過去幾屆最大的不同，在於國際已開始正視全球增溫一定會超過攝氏1.5度。趙家緯解釋，要評估是否超過1.5度目標，看的是十年、二十年的平均值，非單一年度。但最新評估顯示，全球增溫從2030年起就會持續超過1.5度，最好的情況是把峰值壓在約1.8度，世紀末再回到1.5度。但這樣的溫度過衝會讓應對氣候衝擊的成本增加約20%，且以各國目前提出的NDC 3.0承諾推估，本世紀增溫仍將達2.6至2.8度。

趙家緯表示，若要把升溫控制在有限範圍，未來十年全球須減碳約45%，相當於每年減少5.7%，大於2020年疫情期間的排放降幅；再生能源裝置量也要在十年內增為三倍，才能讓2040年燃煤用量比2025年減少75%。且各界的淨零路徑研究亦顯示，2035年時電氣化幅度需達到34~41%，這正是COP31提出2035年電氣化程度達35%目標的原因。：以電動車取代燃油車、以熱泵取代鍋爐，能源效率可提升2到4倍。在全球的電力結構中，再生能源已是2026年最主要的來源；加速電氣化，也就加速汰除化石燃料。

趙家緯指出，全球目前的電氣化比例約23%，台灣在同樣的統計範疇下已有44%的能源使用來自電力，數字上超前國際目標。但若要達到淨零，不能只滿足於電氣化比例，應細部檢視各部門的電氣化缺口，特別是台灣運輸部門電氣化比例目前僅約1%，低於全球進展。

趙家緯也提到，台灣約53%的碳排放來自工業部門，與主席國土耳其的48%相似。COP31主席國提出安塔利亞綠色工業化協約，對鋼鐵、石化、水泥等傳統產業推動綠色工業化協約，透過公共採購低碳水泥、低碳鋼鐵與再生塑膠，建立低碳材料市場；亦提出「安塔利亞人工智慧承諾」，要求新建資料中心使用潔淨電力，並揭露能源效率與排放。

趙家緯認為，台灣雖積極提升綠色採購比例，但公共採購仍未建立低碳鋼鐵、低碳水泥的標準，這是與國際的主要落差，國際經驗顯示建立綠色需求相當關鍵。至於AI用電，趙家緯指出，台灣的資料中心即使在最高用電成長推估下，也占不到全國用電量的2%，更關鍵的是AI供應鏈中的半導體產業。以台積電為例，目前購置的再生能源只能讓2030年再生能源占比達約45%，未達其承諾的60%，缺口可能需要更多燃氣機組支撐。台灣可以借鏡COP31的AI承諾，避免以燃氣機組支撐產業擴張。

中華經濟研究院能源與環境研究中心暨綠色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兼主任劉哲良指出，《巴黎協定》自2021年起進入落實階段，最大的問題就是錢從哪裡來。資金主要有三個管道：已開發國家捐款給聯合國氣候基金，但明顯不足；透過碳市場把資金移轉到開發中國家；以及綠色金融，也就是投融資。劉哲良表示，綠色金融的現況並不樂觀，因為民間資金多半傾向投資能回本的專案，例如再生能源，但調適這類不易創造收益的行動，民間資本不太願意投入，因此討論綠色金融要看真正的缺口，不能只看總額。

對於主席國推出的「氣候執行橋梁（BRIDGE）」，劉哲良提醒不宜期待過高。劉哲良說明，這個機制處理的是只差一兩步、因行政或規範協調不足而卡住的投融資專案，讓它們順利推進；本身不具財務可行性的專案，除非由慈善基金或公部門資金支持，仍難以吸引民間投資。

劉哲良說明，金融機構評估是否放款或投資，看的是資金成本、契約條件與資訊揭露，背後要回答三件事：借款者是否真的投入綠色或低碳轉型、做得夠不夠積極，以及投融資組合是否暴露在高風險中。常見的衡量指標包括碳排放數據、是否承諾科學基礎減量目標（SBTi）、是否實施內部碳定價，以及永續報告書的環境作為。各家金融機構標準不同，但殊途同歸，達不到這三項基本要求，就很難取得民間的轉型資金。

劉哲良指出，台灣的綠色投融資帳面數字亮眼，已達約5.4兆元，但大部分仍投向再生能源等純綠色項目。但正在轉型過渡期的高碳排產業同樣需要資金，例如把燃煤或重油鍋爐改為燃氣鍋爐，依傳統定義不算綠色投資，卻能讓排放從高往低移動，這正是金管會2024年起推動的轉型金融概念，也是台灣可以再往前走的方向。劉哲良也補充國際常談的混合金融：由公部門或慈善基金購買順位較低的債權為專案兜底，讓民間資金較放心投入。劉哲良提醒，民間資金願意為氣候犧牲部分報酬，但前提是能夠回本，期待民間資本大量投入並不切實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