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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世新大學傳播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羅尹悅

一場超過10年的醫療科技神話，媒體在這神話創造的過程裡推波助瀾，但也是日後扮演抽絲剝繭，揭穿這則看似神話，實則騙局的關鍵角色。2003年，不到20歲的伊莉莎白．霍姆茲（Elisabeth Holmes）提出新穎的血液檢測方式，創辦Theranos[1] 號稱使用一滴血就能做到200多種血液檢查，巔覆傳統，如此一來能大幅減少醫療保險支出，為醫療產業開創新局。

2013年，第一篇霍姆茲的媒體專訪刊出，報導中將其譽為「下一個賈伯斯，或是比爾蓋茲」。報導刊出的時間，精確地選在血液檢測服務正式商業運作的那一天。第一篇報導，吸引更多媒體的關注，也引進更多的投資挹注。

這股投資潮到2015年，健康醫療報導記者約翰．凱瑞魯（John Carreyrou）注意到整件事的不尋常，他最主要的質疑在於「沒有同儕審查數據可佐證」。於是，在Theranos聲稱要擴展更多檢測項目，像是HIV、茲卡病毒等之際，凱瑞魯也展開調查，訪談相關人物。調查期間，不論是報社、凱瑞魯本人、甚至是受訪者都受到Theranos的施壓，但戳破神話的第一篇報導仍於2015年入冬之季問世。2018年，這場總價達90億美元的神話，隨著霍姆茲以詐欺罪之名遭到起訴而破滅。創造該神話的首篇媒體專訪，與還原真相的調查報導，皆出自《華爾街日報》。

該事件恰恰詮釋當媒體與科學合作時，所能產生的影響力，引起大眾關注或是帶來資金利益。即使媒體與科學處於對立面，同樣能為公眾帶來利益，在這個故事中是事實的揭露，避免民眾受到不實血液檢測的誤導，或是延誤就醫。科學和媒體之間的互動常是公眾科學傳播探討的議題，就整體公眾利益的角度，最大利益的創造可能是「既合作又競爭」的科學媒體互動關係。

「科學」與「媒體新聞」兩個領域之間的關係，常被形容成「水與油」般的無法相容，科學強調嚴謹精確、媒體追求像是時效、重要、趣味等新聞價值與吸睛，於是兩者之間的差異，也常被形容為無法跨越的「距離」與「隔閡」。

學界的運作具有較強的內規，學術同儕扮演重要的角色。科學研究者的養成，經過嚴謹的訓練，最後獲得學位作為證明。與「同行互動」是學術日常的一環，舉凡出席研討會與同儕交流，學術聲望的認可也是透過一次又一次的「同儕審查」。這意味著大部份的學術傳播對象，是同儕或是學生同質性較高的群體。自成一格的運作方式，一方面讓科學知識的發展過程逐漸專門化，甚至在某些領域甚至遠遠地抽離生活日常；在另一方面，這套強調同儕審查的自主運作，也讓學術界在知識生產的過程中抵禦可能來自外界的影響力，像是貪汙、金錢與權勢。

相對而言，媒體工作者不僅基於新聞專業素養，也要能掌握大眾視角，從而決定何者為重要議題，並以簡潔生動的方式呈現，使訊息有效傳遞。媒體從業人員的角色，是創造事件本身與受眾的連結，並且引起受眾對內容的共鳴。

當科學與媒體兩相結合，成為「科普」、「科學新聞」，或是涵蓋更廣泛領域的「公眾知識溝通」、「公眾科學傳播」之後，在資訊傳達的取捨中，科學與媒體對彼此的期待出現落差。

這種落差首先出現在傳播內容的呈現。科學家傾向認為大眾傳播為科學教育的延伸，媒體應該為科學服務，協助傳遞知識，或是藉此進行公眾教育，期望媒體報導也維持著學術中的精確性。例如，科學家對於採訪的媒體或是引用的媒體報導，自然會希望對報導內容謹慎確認。對於媒體人而言，理所當然地覺得媒體內容是屬於他們的專業範圍。他們的目標讀者涵蓋各個年齡層，認為科學家要求精確的結果，最後可能會削弱傳播效率；而追逐著新聞時效性的媒體人，使他們覺得科學家所要求的審稿，最後會讓報導還來不及成為新聞，就已經是歷史。

再者，有別於媒體從業人員對於資訊受眾的定位，科學家將傳播對象視為「學生」，因此在科學傳播的型態上，科學家更傾向用「家長式」的大眾傳播風格。對於希望爭取更多受眾的媒體人而言，「上對下」口吻的報導內容，難以引發受眾的共鳴。

部落格、臉書、Twitter或是YouTube這類允許作者自創內容發佈的平台，被視為還給科學家發聲權，使科學家能夠主導傳播內容，不需要依賴新聞記者、或是媒體人與大眾溝通。然而兩者之間，依舊無法各走各的陽關道與獨木橋。新聞媒體擁有長期培養廣大的觸及率，是科學家個人傳播管道難以望其項背；新聞媒體在處理專業新聞時，仍需要有專家作為引用來源為報導內容背書。而新聞媒體對於報導事件的客觀與批判性，恐怕是科學家最難以取代的功能。

正因為學術界的運作方式難以為外人所理解或置喙，基於公眾利益，更需要媒體的協助與監督。而科學與媒體的理想合作，能夠讓訊息公開且透明。可以說，媒體與科學之間存在亦敵亦友的競合關係。

從合作的角度，科學界需要倚重媒體的大眾觸及率，解開對於科學的誤解，例如對抗流行疾病、或是正確的健康保健觀念。在科學領域的重大突破，也需要借重媒體的報導，以客觀的角度彰顯重要性，作科學研究的啦啦隊。對媒體而言，處理專業議題時，需要科學界為傳播內容提供具有公信力的保證，或是提供專家諮詢意見。公眾需要媒體的「翻譯」與報導，讓訊息得以被傳播。

過度合作的結果，卻可能造就如2013年至2015年所發生的醫療科技神話，媒體疏於對科技提出批判，於是造就了一場騙局。對於學界而言，同樣也可能在追求媒體傳播效益的同時，喪失學術自主性，像是倚賴媒體聲望作為學術名聲，或是為追求更高的媒體曝光率，選擇媒體會喜歡的研究議題，遺忘學術對於探究未知的初衷，成為德國社會學者彼德．旺格特（Peter Weingart）所提出的「科學媒體化」（medialization of science）。過度合作，讓媒體與學術都失去了自主性。

在競爭的立場上，科學家仍然必須保持對媒體內容的批判，以確保內容的正確性。媒體也必須保持對科學內容的批判性，像是揭發科學研究背後的利益衝突。當科學界集體對某件科學事件沉默、或是無法發聲時，媒體工作者掌握實情後，基於專業與倫理，都須讓公眾知道真相。

如本文前述的Theranos神話破局、如披露尼古丁致癌的事實、南韓科學家黃禹錫的幹細胞造假案等，這些重大科學爭議事件，都是透過媒體的報導和查證，讓曾經被視為是「雜音」，因而被驅離實驗室遭到噤聲的科學家，得以道出逆耳的真實之言，讓民眾知道尼古丁致癌的事實、打破盲目崇拜的瘋潮、或是避免因為造假的醫檢數據而延遲就醫。

科學和媒體的並行運作，展現公民社會與專業團體之間經過溝通協調後，促成最大公眾效益，也展現專業自主性，成為彼此的「防腐劑」。同時在這個過程，深化整個公民社會的民主思維，確立個體利益與大眾利益之間的分野和道德界線。

隨著資訊流通開放，科學詞彙散布在日常生活的各個領域，進入民眾的日常語言，甚至成為流行，像是DNA、蟲洞、黑洞理論，之所以能夠成為風潮，媒體的報導、流行文化、甚至商業行銷是不可忽視的助力。這意味著，多數民眾離開校園的正規教育後，公眾傳播領域是民眾能夠持續接觸科學知識的管道。

在談論公眾科學傳播時，習慣上還仍以學術界和媒體界作二元劃分，在實務面上，其實還有更多的要角共同參與著整個公眾溝通過程，像是企圖媒合科學與媒體兩個群體的平台組織，任職於科技相關組織，專責公共關係的人員，或是負責科學研究組織對外溝通的工作者，乃至科技醫藥產業中的公關部門等，不論是帶著政治訴求的知識溝通、或是帶著商業行銷的科學傳播，都讓整個科學傳播領域變得更加多元，也讓傳播策略變得更為精緻。

也是在這樣一個多元的介面中，科學、媒體、公關等各個參與角色，更需要思考自己在科學傳播中的獨特性與專業自主性，確立自己無可取代的價值。在彼此間的競爭與合作間，專業性會被強化，滋養多元環境的沃土。

註釋：

[1] Theranos是一家於2003年創立的醫療血檢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