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C 資料庫

這篇繼續整理 台灣科技媒體中心 「第一屆科學家大會」的上半場 QA 與公視董事長胡元輝老師的短講，我抓取了個人認為比較重要的部分整理，沒有全部收錄。與會者的問題很值得深思，而我也很認同胡老師談的資源整合，科學傳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須要有一個穩定的平台，讓專業的團隊做長久的努力。

場次一討論時間

Q1：

我想問 Sheldon，他雖然成功促成基改蕃茄的科學報導，可是事實上英國還是不允許基改作物，他會不會覺得很挫折？雖然很多媒體報導，但好像也沒有辦法說服。他接下來要怎麼做？

Sheldon:

是的，這是非常好的問題。過去由於媒體長期以來的不當報導，導致公眾反對基因改造，政策制定陷入僵局（logjam），這種情況已經讓人沮喪了 15 年。去年情況開始有了轉變，英國現在有了新的法律，鬆綁了基因編輯作物的開發和研究。這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是 20 多年來在法律上的首度進展。

其實，在過去 20 年裡，政府一直很支持基因改造，但只有默默和科學家合作，不願意採用不受民眾歡迎的政策。這就是為什麼科學家要與記者合作，因為政府害怕公眾（決定選票），而公眾則受到媒體影響。因此，好的報導讓公眾獲得充分的資訊，進而使政府基於科學證據，來制定更好的政策。

陳璽尹：

我曾經讀到英國 SMC 執行長 Fiona Fox 的言論，她說：「我不在乎社會大眾最後的決定是否要支持基改食物，但是我在乎社會大眾是否有聽到最好的植物學家意見。」很多時候，社會大眾需要討論、需要時間、需要去辯論，決定我們到底要什麼，但是他們必須要獲得足夠的正確資訊。這就是 SMC 一直希望自己可以做的事情。

Q2：

我還是學生時，曾經經營海洋相關的科普自媒體大概三年。當我回到台灣服務，自媒體也停了下來。停的原因有兩個：第一個是我覺得自己一直在做重複的工作。時事不停變化，但是社會大眾對於時事的誤解根源是類似的，一直反覆向大眾說明，這讓我感到無聊。

第二個原因是科學的不確定性和政策影響。不確定性在環境科學中非常重要且常見，特別在海洋資源領域，常常面對資料不足的問題。但是政策不能等到資料完善才做決策，因此必須用有限科學資料做出最佳決策。

當我回臺灣服務之後，做為政府智庫，我們常常要跟政府接觸，但是用有限資料做的決策，究竟會引領這個世界往哪個方向走？這讓我到非常不安。那當這件事情變成媒體報導時，我也會感到緊張，擔心報導會帶著群眾的情緒把事情往某個方向推。因此，我很想了解大家對這件事情的看法以及如何克服這種令人沮喪的感受。

陳璽尹：

會不會沮喪？會。然而最沮喪的是：希望政府給出更多資料以及更公開的說明，而我們卻得不到的時候。政府一開始可能會同意你，但後來就沒有聲音了，直到有一天，你發現他們報告做完了，開了一個閉門會議，然後沒有人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我覺得這需要有很多人長時間的、不斷告訴政府說：你需要做社會溝通。這些社會溝通就是讓大家知道你做了什麼決策，為什麼這麼做決策。政府負責做好決策，讓科學家可以好好做研究、說科學家要說的話。我認為這是我們還可以努力的。

Sheldon：

你談到了一遍又一遍地重複。是的，你必須這樣做。因為問題通常都是相同的，但是記者仍然希望每次都得到新鮮的答案。不幸的是，你只能重複。

Just be patient. 同時也享受人們想要聽到你聲音的這個事實，因為通常不會持續太久。對媒體感到緊張是很正常的，幾乎每個科學家都會。我喜歡那些對媒體感到緊張的科學家，因為這意味著他們在乎並且想要做到好。

SMC 可以幫忙你。一般來說，嘗試理解你的受眾，像記者一樣思考。你說的對，科學本身就是不斷的變化，但通常變化的這些東西並不是記者想問你的事情。科學家通常高估了記者需要的細節。實際上，新聞要的訊息通常更基本、更簡單，差不多在大學生程度左右，所以記者通常想要了解事情最基礎的核心知識，這些知識通常是不會變的。

例如氣候變遷，氣候變遷有很多知識細節都在改變，而基本的科學並沒有改變，所以通常你需要去解釋基礎知識，但是永遠要坦誠地談論科學的不確定性。

科學總是存在不確定性。當你聽到政客發言時，他們似乎對每個問題都有答案。我不相信他們真的什麼都知道，但是他們希望你這麼想。

科學家永遠不應該假裝自己知道每個問題的答案。當答案是「We don't know」的時候，實際上會增加公眾對科學家的信任。

陳璽尹：

我們常常覺得很多事情會由一次性的對錯來決定。但是仔細想想，科學做錯了怎麼辦？科學是這樣，做錯是好事，表示我們知道哪裡錯了，下次可以做得更好。SMC 也有點這種味道，只要有新的科學證據出來，我們就可以舉辦新的記者會。我覺得大眾應該跟著科學的進展走，而不是被告知一次結果之後，就永遠把它當成解答。

Q3：

科學家要尊重記者的自由表達，不過記者在發佈文章之前，是否可以讓科學家看初稿？因為有時候我只是想確認專業術語的正確性，例如 PM2.5 是一種污染物，但有時候記者沒有理解到重點，對術語解釋錯誤。請問科學家可以這樣做嗎？或是說應該這樣做嗎？

陳璽尹：

記者有自己媒體故事的掌控權，這是媒體的獨立性。但是，其實記者也不想要寫錯，很多記者都會跟我們說「這段可以請老師幫忙看嗎？」這是 SMC 可以幫忙的。老師們如果接受記者採訪，也可以跟記者說，至少引述你說的話要給你確認。除非是紙本等不能更動的情況，不然其實記者很願意改正，他們也覺得寫錯很丟臉。但是需要有人跟他們溝通，媒體要相信你，才會幫你這個忙，也是幫自己，這需要好的關係。

場次二-媒體與科學溝通對社會的重要性

講者：公視董事長胡元輝

台灣的媒體生態和其他國家相同，傳統媒體在衰退，數位時代自媒體興起，科學家都可以擁有自媒體，所以科學傳播與媒體的關係正在轉變。觀察近 11 年的媒體涵蓋率趨勢（調查前一天你有沒有看或使用這個媒體），報紙衰退的很快，電視雖高但也在穩定下降，網路則不斷成長。這導致媒體廣告營收減少，商業媒體作為臺灣媒體景觀最主要的成員，也面臨高度競爭壓力，這是第一個挑戰，使商業媒體會去思考如何捉住觀眾的眼球。

第二個是數位轉型的挑戰，數位平台是年輕世代的世界，而傳統媒體仍然是社會資訊產製的骨幹，他們就必須思考，如何轉型做更大的服務，也就要有轉型上的投資。

第三個是數位平台的壟斷，不管是 IG 還是 Facebook 等社群平台，這些平台已經成為重要訊息來源，商業媒體面臨利潤的生存戰，也意味著很難做出好的科學傳播。他們會認為科學這件事情，沒有辦法讓媒體賺錢。現階段除非國家有補助計畫，不然就是要很佛心，商業媒體才會去做一點科學傳播。

公視同事在製作過程中，曾經跟我說：總經理我們好痛苦，因為我們（和科學家）講的是不同的語言。所以第一步就是要聽懂科學家在說什麼，看懂科學家的研究，接下來科學家要願意，支持媒體用這樣的方式呈現，這中間的溝通很難。（介紹公視《流言追追追》節目、華視《打假特攻隊》節目）

公視現在的新屆董事會，首度正式把製作具台灣特色之科普媒體素養和教育性節目納入工作策略方針。這意味著公視將會投入更多資源，例如把目前 1 年約 12 小時點狀製播，變成比較系統性的規劃，並且希望有更多公眾參與的機會。而公視 OTT 平台「公視Plus」，我們希望平台將來可以被大眾更友善利用，有機會成為科學傳播的平台。

最後，是我多年來的倡議。我覺得臺灣的科學傳播之所以沒辦法穩定而持續，一方面除了資源之外，另一方面是資源沒有很好的整合。政府每年科技部／國科會計畫都會有一定經費支持科普節目製作，但是沒有辦法形成一個「科學傳播的產業聚落」，因為計畫的資源不穩定、不持續，沒有讓專業的團隊做長久的努力。資源整合則有機會形成一個穩定的平台，比起打霰彈的方式要來的更好，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