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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新興科技媒體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陳璽尹

2017年9月18日，牛津大學環境變遷中心（Environmental Change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Oxford）的教授里察．米勒（Richard J. Millar）等人，在《自然地球科學》（Nature Geoscience）期刊上發表論文指出，經過模型估算，人類現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和預估的減碳路徑相當一致，有機會控制地球的增溫幅度在1.5℃內。英國科學媒體中心（Science Media Centre, UK）在論文發表的當天召開記者會，邀請英國氣象局（MET office），和另外兩位作者，分屬牛津大學地球系統科學系和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能源與氣候變遷的科學家與會，解釋這篇研究的發現、研究方法、重要性與限制。[1]

當天，英國各家報紙也於頭版報導這篇最新研究。《衛報》（The Guardian）的新聞標題是「最新的分析顯示，仍然可能達成巴黎協定頗具野心的1.5℃目標」，而副標題寫道，「控制地球升溫程度在1.5°C內以避免氣候變遷的嚴重影響，這一目標被認為無法實現，但最新研究顯示，如果採取強而有力的措施，是可能實現這一目標的。」新聞引述記者會當天科學家的話，說：「很多人認為是不可能將地球增溫控制在1.5℃內，但是最新的研究指出，我們有66%的機會，在2100年完成1.5℃的目標。」文末也提醒讀者，增溫幅度暫緩不代表我們能對氣候變遷帶來的挑戰掉以輕心。[2]

從記者會、新聞標題，以及露出效應，甚至是氣候變遷懷疑論者抓住機會所選用的新聞標題，「到目前為止都很正常，」英國科學媒體中心主任費歐娜．福克斯（Fiona Fox）在她的部落格文章裡寫道。這篇2017年9月28日發表的文章名稱借用了高爾的著作《不願面對的真相》（Inconvenient Truths），如果更精確一點，應該是「麻煩的真相」。[3] 但福克斯驚訝的是，她在記者會後收到許多科學家朋友的質疑，認為那場記者會等於是雙手為懷疑論者奉上了好素材，來質疑氣候變遷實際的嚴重程度，讓他們更有理由抹黑氣候科學家，「危言聳聽的氣候科學家終於承認他們搞錯了全球暖化」，氣候變遷懷疑論者詹姆斯．德林波爾（James Delingpole）在隔天的新聞標題中寫道。[4] 而右翼保守派的英國報紙《每日郵報》（The Daily Mail）寫的新聞標題是，「科學家說，我們誇大了對氣候變遷的恐懼。專家現在有更多時間可以減少我們燃燒的化石燃料量。」 [5]

福克斯無意爭辯這是不是給了氣候變遷懷疑論者好機會、重新點燃氣候變遷的爭議，她在文中回應，「我知道這會讓許多資深的公共關係人士覺得害怕，但一篇研究成果是不是對我們有利，或是會不會傷害我們的立場，並不是我們決定要不要舉辦記者會的標準。」科學研究的結論並不總是與之前研究一致，這是科學界的常態，但是「我們要在科學上成功論證，只有當科學家願意說出真相、承認錯誤，然後對科學不確定性保持開放，才有可能。」而要破壞公眾對科學的信任，「最快的方法就是科學家開始低調處理可能被誤用的研究成果。」[6]

網路時代的社群媒體百花齊放，科學論述慣常被貼上特定政治傾向的標籤，對政治的信仰時常蒙蔽了科學發現。[7] 儘管懷疑論當道，大眾仍舊願意相信科學，但同時也累積了一批，認為科學不可信的群眾。科學方法有它的重要性，當然也有局限，若科學家與媒體不知道如何與彼此討論、也不知道為何要討論科學不確定性，雙方皆可能抗拒交流的機會，或是因此懷疑對方的目的。在這樣的齟齬之下，大眾讀者也不可能真正理解科學與新聞對社會的價值。

科學研究的重要性，常常與它的限制相互依存。大眾認知的科學，常常是一整組條件已齊備、已確定的事實或知識，這對科學社群來說，其實已不具研究價值。[8] 科學方法控制了重重條件後，有能力在特定的實驗環境下，獲得較為確定的答案；但是設置不同的條件、使用不同的儀器，選擇不同的研究方法，答案可能隨之變異。在充滿著不確定性的世界中，科學家試圖找出確定的答案，而確定答案所包含的不確定性，才是科學進展的基石、吸引更多科學家投入心力。換句話說，科學家有興趣的，常常是不具有結論、充滿不確定性的事物。

但離開了科學社群，科學家不討論或不談論科學不確定性，大多是因為不曉得為什麼要談，以及該如何談。對科學家來說，科學不確定性或許可以先簡化成統計問題，例如每次測量都有誤差，但誤差可能在接受範圍內。當科學家確認了實驗效果不是源於誤差，且實驗效果大於誤差造成的變化，科學家便能說，這一實驗的效果存在；當誤差大到一定程度，實驗就會宣告失敗，得調整參數重頭來過。

說到底，科學家的實驗室訓練，就是盡可能減少誤差，以降低誤差壞事的機會。「科學不確定性」從微觀層次來說，雖不可避免，但能透過研究訓練、實驗設計和統計方法來掌握。如果一項實驗無法通過這些考驗，就不可能通過更嚴格的同儕審查，登上期刊。

即使與科學不確定性共處是科學家的日常，為什麼科學家不願意討論科學不確定性？原因之一是，如果呈現科學不確定性的方式錯誤，似乎使得科學不被信任，也會擔心公眾誤解或無法理解研究發現的重要，更甚者，擔心這些說法會遭到懷疑論者斷章取義的利用。[9] 例如，如果讀者不理解調校參數是實驗過程的一環，那麼呈現給讀者的可能是「科學家操弄實驗結果」這種覆水難收的錯誤概念。本系列上一篇文章談到的氣候門事件，德林波爾就是利用這點，抹黑氣候科學家麥可．曼恩（Michael Mann）的誠信。

以至於，媒體要以何種脈絡呈現科學不確定性，變成科學家很在乎的前提。但事實上，雖然科學不確定性是科學常態，卻會因為媒體的書寫目的而被忽略或被強化：為了凸顯研究科學的突破、想要故事具說服力，就省去科學的限制；為了強調科學事件的爭議性，科學不確定性就成了引導新聞走向的主旋律。[10]

科學家認知的、媒體書寫的，與大眾感知到的科學不確定性，多有落差。對大眾來說，科學不確定性可能代表的是一處科學界尚無共識，且對問題毫無頭緒的知識真空。[11] 但一方面，大眾認知到的科學不確定性可能正來自科學進步：今天的結果推翻了昨天的結論，以致無以適從。像是，究竟吃紅肉會不會導致心血管疾病？過去的研究說風險很高，最新的研究又說其實關聯性低。又像是最近的新冠狀病毒，從剛開始被認為是少數動物傳人，接著又有新聞說，病毒已經演化成高度人傳人的流行病毒。若不能理解產生差異的緣由，大眾所認知的科學很可能就是善於變化的知識而已。

過去的研究發現，科學報導的書寫方式，很可能就是在大眾心中種下「科學是不確定、不可信」種子的媒介。一個故事要能成為新聞，必須具備許多要素，例如題目的新穎程度。當報導需要彰顯新研究的重要性，便甚少提醒讀者研究的限制，這樣的報導可能僅比較最新的和之前的研究，卻忽略最新研究的不完備之處，使讀者容易誤認為先前的研究結論與共識被推翻，即使科學社群明明存在高度共識。[12] 如果不了解其中細節，這些混雜又巨量的科學結論，極可能衝擊閱聽眾的認知。（延伸閱讀推薦：英國研究如何成為報紙頭條（二）麻疹再起）

除了題目的新穎程度，另一新聞的要素，是即時性。為講求即時與流量，記者必須不成比例地縮短寫作時間，可能只引用單一專家甚至不採訪專家，就簡要寫了內容、發出新聞，這種形式的「類科學新聞」，也可能加深讀者誤解科學的樣貌，以為科學就該是如此簡要的故事。科學結果是最終產品，但科學「如何」得出結論、得出「何種」結論，往往才是能區辨研究好壞、辨別研究價值的關鍵。

另一常見的新聞要素是爭議性。發生爭議的科學事件時，報導傾向以對立的方式呈現不同意見，卻未能讓讀者知道，雙方的意見為何不一致？報導慣於把重點放在研究成果，而不是研究的過程；又或只呈現科學爭議，卻未解釋產生爭議的理由。[13] 因為忽略了這些脈絡，讀者也僅能以研究結果來認識科學，而無法認識構成科學最重要的要素，其實是研究方法與爬梳這個題目的文獻。

「科學不確定性」在以上所述多種新聞考量的要素下被忽略或被強調，每當大眾感知到科學不確定性的時候，幾乎都是發生了爭議性的事件。這些事件裡，可能略過了過程與脈絡，或是用同等份量來報導主流與非主流的科學意見，讓「科學不確定性」變成爭議中顯而易見的科學特徵，以致大眾只能以「科學界無共識與定論」來理解這一科學特質。長久下來，無論研究成果有否推進、是否具備共識，民眾只看見科學不確定性與爭議的連結，重複誤解著科學要不是所有問題的解方，就是毫無結論的爭辯。

事實上，要完成一篇質量俱佳的科學報導，需要記者與科學家「合作」。無論這篇科學新聞，要採取什麼角度、運用什麼框架，或是要探討什麼議題，科學家都可能大大協助科學內容的深度和廣度。若能知道記者書寫報導時的需求，科學家就有機會主動提供這些訊息，和記者一同面對科學的不確定性，共思更好的呈現方式。舉例來說，除了研究目的與發現，研究的方法和限制也是科學家應主動提及的重點，因為揭露這些過程，也有助記者書寫科學脈絡而非只著重最終結果。又如同科學爭議事件，從一方專家所理解產生衝突的緣由出發，很可能提供媒體較為友善的框架，來理解另一方的說法。讓大眾有機會認識科學常態中所存在的不確定性，並不代表科學證據不可信，也不代表科學方法或結論不具參考的價值。

而科學家能借重媒體專業的部分，在於專家角度認為「民眾需要知道的」，和「民眾準備好要知道的」無法疊合。媒體慣於溝通與工作訓練出的敏感度，正好能提供科學家關鍵資訊。在理解彼此專業養成的角度和需要後，才有機會磨練出一篇兼備科學與新聞素質的報導。[14] 連貫本系列的提問，是英國研究如何成為報紙頭條。爬梳眾多事件後，發現英國科學媒體中心一來顧及了新聞需要的新穎性和即時性，總是請科學家評論最新的科學研究報告；二來不害怕站上爭議浪頭，邀請願意一同討論的科學家，召開記者會。英國科學媒體中心為求科學研究易讀、易懂，與科學家和記者合作，找到科學與新聞的交集點，用很長的時間，獲得科學家與記者的信任。但要說英國社會真正因此重建的，其實是大眾理解科學的方式，以及社會對記者的敬重。

參考文獻：

[1] Science Media Centre, UK (2017). “end of the global warming slowdown and prospects of limiting warming to 1.5C”. 2020/03/24檢閱。

[2] Damian Carrington (2017). “Ambitious 1.5C Paris climate target is still possible, new analysis shows”. The Guardian, 2017/09/18. 2020/03/24檢閱。

[3] Science Media Centre, UK (2017). “inconvenient truths”. 2020/03/24檢閱。

[4] James Delingpole (2017). “Delingpole: Climate Alarmists Finally Admit ‘We Were Wrong About Global Warming”. Breitbart, 2017/09/19. 2020/03/24檢閱。

[5] Colin Fernandez. (2017). “Fear of global warming is exaggerated, say scientists: Experts now have longer to reduce amount of fossil fuels we burn”. Daily Mail, 2017/09/19. 2020/03/24檢閱。

[6] 同註3

[7] Iyengar, S., & Massey, D. S. (2019).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in a post-truth society.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6(16), 7656-7661.

[8] Ashe, T. (2013). How the media report scientific risk and uncertainty: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9] 同註8

[10] Friedman, S. M., Dunwoody, S., & Rogers, C. L. (2012). Communicating uncertainty: Media coverage of new and controversial science. Routledge.

[11] 同註8

[12] 同註10

[13] 同註10

[14] 同註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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